传统民法债权理论观点认为，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能成为侵害债权的主体。无论是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还是无因管理之债，都是一样。因为债权是一种相对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人。因而，对权利的侵害只能是在相对应的义务主体违背其应尽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成侵权。第三人不是债权人的相对义务主体，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违背义务而构成侵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由于第三人的原因而使债权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甚至无法实现的情况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常见。法律的终级使命就是保护权利。凡法律上的权利都具有不可侵犯性，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他人权利的义务。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对债权的有力保护，更是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界定

　　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是指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或与原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并导致债权人损害的行为。①在民法学上，第一次由法院受理的第三人侵害债权案件是1853年的拉姆雷诉盖案(“Lumley V.Gye”案)。当时，英国某剧院老板拉姆雷(Lumley)与当红女演员乔汉娜·韦波订立的演出合同限定某一时期韦波只能在该剧院演出，而另一剧院的老板盖明知该演出合同的存在，但为了竞争而引诱韦波到自己的剧院演出，从而因演员背约而致观众退票闹剧院使拉姆雷遭受惨重损失。为此拉姆雷对盖诉请赔偿。法官认为既然违约是唯一的诉因，被告又非合同当事人，那么合同相对性原则当然斥引诱之诉，因而根据债的相对性原则判原告败诉。但其他三位法官一致认为该案不应以合同相对性原则排斥第三人致损害的赔偿责任。他们依“主人依主仆关系对仆人所供劳务享有财产权”的观点，创立了合同财产的一般理论，即履行合同义务的承诺是一种无形财产，应受到与有形财产同等的保护，引诱他人违约正是对这种无形财产的侵害，受害人应得到损害赔偿救济，因此法院以被告恶意损害原告的合同而判决其赔偿原告损失。从此，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理论得以确立，并对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理论产生以后，理论界对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否定者认为债券系相对权，存在于当事人之间，债权人对于给付标的物或债务人的给付行为并无支配力；其次，债券并没有所谓的典型的社会公开性，第三人难以知晓，并且同一个债务人的债权人有时很多，加害人的责任将无限扩大，不符合社会生活上损害合理分配原则；②于此同时，债权作为一种期待利益，不能成为侵权法保护的对象。而肯定说认为，债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具有不可侵性，因此当然应当得到保护。我国的《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宪法确立的权利不可侵犯性原则及合法权利受到同等保护的民法理念，债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无疑具有不可侵犯性。因此，笔者认为当债的标的物受到第三人侵害时，只要符合第三人侵权的构成要件，债权人完全可以主张其权利，甚至获得赔偿。

　　二、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类型分析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侵权行为的规范体现在第184条。该条第1项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第2项规定：“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者，推定其有过失。”因此，台湾学界根据这一规定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类型分析类型可以划分为以孙森焱教授③和郑玉波教授④为代表“三类型说”及以王泽鉴教授为代表的“四类型说”。

　　（一）三类型说

　　1、第三人的行为侵害债权的归属。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9条规定：依债务本旨，向债权人或其他有受领权人为清偿，经其受领者，债之关系消灭。持有债权人签名之收据者，视为有受领权人。第310条第2项规定：受领人系债权之准占有人者，以债务人不知其非债权人者为限，有清偿之效力。债权准占有人或收据持有人接受债务人清偿，导致债权消灭，损害真正债权人利益的，真正债权人除可以依据不当得利行使请求权以外，还可以基于侵权行为行使请求权。因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普遍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请求权基础是184条第1项后段的因违反善良风俗的侵害行为，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权属，应该认为是源自于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中的权利。

　　2、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债务人不能履行对债权人的给付义务，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也就是说，第三人侵害债权、债务人所约的特定的物而致使其毁损或者灭失，债务人因此免除债务，而此时的债权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在债务人以特定行为作为给付标的的有关人身性债务中，第三人拘束债务人的人身自由，妨害其给付行为不能正常履行的，债权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例如，甲驾车将乙歌星撞伤，致使其与某演唱会主办方缔结的演出合同无法履行的,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25条的规定，乙歌星的债务被免除，而演唱会主办方可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产生请求权，请求甲在符合后半段规定的构成要件下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3、第三人虽侵害债务的履行，但并不足以导致债权消灭。例如，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转移、隐匿财产、虚设抵押权等，致使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此时债权并未消灭，但是，对于债权人之债权不能得以清偿的结果，债权人可以可以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项后半段的规定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因为第三人得这种侵害债务正常履行的行为属于故意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施加的损害于他人的情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四类型说

　　以王泽鉴教授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将第三人侵害债权主要划分为四种类型⑤。除上述“三类型说”中列举的前两种类型外,还分别列举了“二重买卖”和“诱使债务人违约”等类型。

　　1、二重买卖。例如：甲出卖房屋于乙，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且甲交付该屋于乙，其后丙再向甲购买该房屋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去的该屋的所有权。在此情形下，无论丙是否知悉甲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都不能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1项前半段的规定，其主要理由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并且发挥物之最大效用。丙作为登记权利人有权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有权向乙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是，至于丙是否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乙，应就个案进行认定。

　　 2、诱使债务人违约。诱使债务人违约（干扰他人契约关系）系侵害他人债权的重要类型。例如：甲使乙中止其与丙的雇用契约或不与丙续约。如前所述，“债权”并非属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1项的前半段所称的“权利”，故其加害行为纵然处于“故意”，仍然不能使用该规定，还须同时184条第1项后半段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加害丙方能适用。医生劝告受雇于矿场的病患中止工作；父母迫使子女脱离特殊行业；出高价使人违约跳槽，均不符合这个要件。也不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项后半段的规定。只有像为了破坏竞争对手的重要研究计划，高价唆使其雇佣的某科学家离职，或为报私怨唆使房东中止租赁契约、迫使承租人搬家等,才构成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损害他人。

　　三、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

　　（一）主体要件

　　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的主体要件指的是侵害行为人必须是债的关系以外的其他人。这里所称的“第三人”是与债权债务的内部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债的交集”的民事主体，是真正的债的关系以外的人。因其主体特征如果与一般侵权的民事主体相混淆，则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而通过重点强调此处构成要件中的“第三人”在制度中的定位,可以有效防止侵权主体的随意扩张，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并且切实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二）主观要件

　　王泽鉴先生指出，基于利益衡量及价值判断，宜将“债权”作为一般法益而保护之，因此，须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方法加害于债权人者,始负赔偿责任。⑥即第三人有违背善良风俗加害于他人的故意。所谓故意，指行为人必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并且意欲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仅是为自己的利益而非以加害他人为目的，那么此行为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善良风俗”也并无抵触，相反应该成为这个“效率至上、崇尚竞争”的社会所鼓励的行为。

　　于此同时，因为债权相对来说缺乏公示性，第三人一般并不知道债权的存在，所以，如果过失也可成立侵害债权得主观要件，反而会限制行为人的活动自由，妨碍自由竞争的开展。

　　（三）损害要件

　　侵权行为的成立须以发生现实损害为要件。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受有实际损害为成立要件，若绝无损害亦无赔偿之可言。⑦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并未因第三人行为而受到影响，即债权未受到任何损害，此时若要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则不符合民法的公平理念。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但后果是一样的。或是造成对债权的损害；或是使债权消灭或不能实现；或是债权虽能实现，但由于实现困难增加，使实现成本提高；或是债权人应获得的利益未能获得，从而使债权人的满足程度受到影响。

　　四、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责任承担

　　（一）第三人单独承担责任

　　第三人独自承担其侵害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的损害而引发的侵权责任。该责任承担类型的特征在于对债权人债权造成的损害，债务人没有过错，过错仅存在于第三人一方。若第三人故意侵害合同债权，同时也给债务人的利益带来了损害，债务人亦可基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因为第三人不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所以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承担不履行债务的责任，而只能请求第三人负全部侵权责任。此时，由于债务人对损害的发生缺乏主观上的过错,若让其承担责任则显失公平。

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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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国滢 　

　　（一）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Lehrabsicht）。”[4] 　　 　

　　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