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规定有所变动和增加，共作了四项原则性的规定，使附带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的保全及调解问题等更加明确。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附带民事诉讼中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不断出现，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的一些规定已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亟需从立法及制度层面上加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以更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的经济权益，彰显法律的权威和公正，从而进一步发挥司法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

　　正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诉讼效率，避免了不同司法判决上的矛盾和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司法解释和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亟需改革和完善，以顺应司法趋势的发展，进一步统一司法裁判的尺度，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存在的问题

　　刑事案件不重视民事赔偿

　　目前，我们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还不高，对许多专业性的法律问题更是知之甚少，被害人对自己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诉讼程序并不十分清楚，而请律师代理的费用又不菲，因此许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完全保障。而附带民事诉讼又是附属于刑事诉讼的，在刑事诉讼审限短的前提下，要想像单纯民事案件那样花时间和精力来审理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许多程序被简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和影响。

　　新刑诉法第一百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发点无疑是积极的，但实际运用情况不容乐观。在目前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益增加，刑事审判中案多人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刑事法官往往更加注重对被告的定罪量刑，在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花费的功夫就会有限。另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周期也比较短，而民事案件通常又比较繁杂，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查封、扣押刑事被告人或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财产，处理起来费时费力，甚至比单纯的民事诉讼案件更为复杂。而且，有的法院和法官往往过于强调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怕执行不了而判决被告人少赔甚至不赔。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只是确定赔偿数额的一个因素，而且赔偿能力的大小有时并非显而易见的，也非一成不变的。没有发现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并不等于其就没有赔偿能力；被告人现在没有赔偿能力并不等于将来没有赔偿能力。

　　在基层法院中附带民事诉讼的数量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很少，主要集中的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案件中，且大部分是调解结案。目前，在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着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相互代替、相互吸收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在刑事部分庭审前，就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如能达到协议，则在刑事部分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判处或适用缓刑。虽然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矛盾，但对犯罪的震慑力度将大大减弱，使很多已经犯罪或有犯罪倾向的人会有侥幸心理，认为犯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花钱就可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大多数法官都把“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作为侧重点，而忽视了“可以”。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适用该条规定。要对被告人的犯罪意识形态、犯罪情节、犯罪手段、社会影响、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以此来确定是否以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来作为量刑情节。如对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在适用该条规定上要严格区分进行，不能一概适用。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吸收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制裁手段。过多考虑被告人有悔罪表现，而忽视犯罪情节、犯罪手段、社会影响等其他因素，这种作法不仅曲解了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的关系，也是对犯罪的姑息和对法律的亵渎，更将对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也有许多被告人抱着“反正我已经被判刑了，就不赔偿你能怎么样”的心理，认为自己被定罪判刑了再赔偿被害人损失是“人财两空”、不划算。许多被告人的家属也认为被告人犯罪是他自己的事情，一人做事一人当，法律又不能株连，自己不赔偿法院也没有办法。而且大部分被告人的经济能力也有限，有犯罪所有的也大都被挥霍殆尽，根本没有赔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也就无心再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上费功夫了。

　　在共同犯罪中，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按照民事法律规定，在共同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致害人对共同损害后果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更好的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部分致害人在逃的情况下，可先由到案的被告人按责或连带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待其他同案犯归案后再认定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承担的责任。

　　经认定其他单位或个人负有赔偿责任，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安全义务保障人、教育机构等单位或个人，那么被害人也可以要求此类赔偿义务人履行赔偿责任。虽然其他赔偿义务人的可能只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者赔偿不到位，但毕竟也可对被害人利益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

　　精神损害无法得到支持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为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法通则120条作了扩充，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由民通规定的精神性人格权扩大到物质性人格权，同时对损害赔偿金的项目也作了明确规定，现在这一规定已经运用到越来越多的民事案件中，从很大方面和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被害人在受到精神方面的损害时，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法释[2000]47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更加明确规定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不久前，刑诉法修正尘埃落定。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再次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无疑是从我国目前阶段的国情出发，以防止损失无限扩大化，但是对于受害人权益的维护及两大诉讼法的衔接上考虑的就不是很充分了。笔者认为，在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受到侵权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只赔偿物质损失，而不支持精神损失，可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要低于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刑诉法的此条规定使得大量的犯罪行为受害人得不到赔偿或者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因此有的受害人为了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不得不另辟他径。在刑事诉讼中故意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等到刑事部分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交通肇事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在刑事案件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为肇事车辆大多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受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诉请的求偿范围大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通常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样可以从更大程度上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只能先刑后民，分案审理，这不仅增加了被害人增加了诉累，降低了司法的效率，也大大制约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的成败。因为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中，被告人和被害人往往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与否产生严重分歧而无法达成一致。可是在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中，受害人要另行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就相当困难，因为没有其他的赔偿义务人，而被告人又没有赔偿能力或不愿赔偿。随着人权保护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人格权范畴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成为了司法理论和实践界的研究话题，受到了法律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已经尝试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决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因此，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一规定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也是司法改革和审判实践的大势所趋。

　　虽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有不同之处，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民事诉讼的性质，因此，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刑事与民事部分也要基本统一。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作为二大部门诉讼法也应该要很好的衔接，不能各自为政，更不能相互冲突。所以说，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可以更好的协调不同部门法之间冲突，并且也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刑事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但是却不足以弥补其对被害人的损害，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责任承担方式，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刑事责任是对被告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惩罚，体现的是公权力的救济。而民事责任是对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属于私权的范畴。被告人给被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理当赔偿，规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违背了立法原意，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也明显不公正。在犯罪行为中，往往被告人损害的不仅是被害人的财产，甚至被害人并没有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给被害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创伤，而且有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相当严重甚至不可弥补的，如强奸、故意杀人等恶性犯罪。虽然说精神和心理的健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当别的惩罚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害时，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给予金钱赔偿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而且，在审判实际中，并不是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得到了刑事处罚。大部分的刑事自诉案件都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受到刑罚的处罚。在公诉案件中也存在宣告无罪、准予撤诉等情形，并不是所有的刑事被告人都得到了刑罚处罚。如果实行僵硬的“一刀切”，所有的精神损害都不予赔偿，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私了之风。当被害人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时候，便只能接受私了。为了一笔本应得到的正当的精神损害赔偿而放纵了犯罪，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缺漏和遗憾。有不同意见可能会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精神损失会使损害赔偿无限扩大化，加重被告人的负担，且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其实，精神损害赔偿考虑的是多方面的因素，被告的赔偿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没有赔偿能力也不应成为被告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还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损害程度、被告犯罪的主观方面、被告的犯罪情节等其他因素，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此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数额。当然，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且各地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所以在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上要合理确定，以避免脱离实际和“自由裁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如果为了追求赔偿的形式而不考虑履行问题，那么不仅维护不了被害人的利益，还会损害法律的权威。因此，既要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要考虑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尽量使两者之间能兼顾。

　　二、应对之策

　　一是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要注意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必要时可采取查封、扣押等保全措施。采取恰当的保全措施可以令被告人不再心存侥幸，认为其可以逃避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也可以增加被告人接受调解的积极性。即便在就附带民事赔偿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也能使判决能够得到顺利执行，不仅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增强了法律的威慑性和执行力。如果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受伤急需医药费或者生活陷入困境，也可应受害人申请对被告人财产先予执行。大量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结后，由于被告人的拖延履行，使经济赔偿无法执行到位。因此，在执行前，执行人员要深入掌握被告人的家庭情况及其财产状况和线索，做到心中有数。并向被告人及其家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其能够端正思想，认识到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以及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以敦促其自觉履行。如其仍旧抗拒履行，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以保障执行。

　　二是通过立法，建立刑事犯罪的国家补偿制度，明确政府在救助被害人方面应承担的具体责任。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不到位等情况，由政府专门机构负责，利用财政划拨的专项经费解决，建立国家救助制度，如我国目前成立的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被害人的损失，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来承担，当被告人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赔偿不足时，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法院判决后得不到执行的或执行比例很小的，政府有义务先行垫付全部或一部分。对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而无力医治或者无法执行、执行不到位造成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政府要加大救助力度，建立、健全专门的长效机制予以救助。建立专项救助制度的同时赋予政府追偿权，当被执行人有赔偿能力时，政府可以向被执行人追偿。

　　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附带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民事损害赔偿，故在实体上应适用民事法律，在程序上应受民事诉讼法调整，所以对于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予以支持。如驾驶员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刑，保险公司仍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有的驾驶员为了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与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达成赔偿协议，给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这种赔偿系驾驶员自愿给付，只要驾驶员不要求保险公司就该笔赔偿款一并理赔，被害人仍可要求保险公司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也并未因此加重。受害人未能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足额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受害人请求驾驶员之外的侵权责任人赔偿精神抚慰金的，也应予支持。为了防止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和赔偿数额过分扩大化，可以规定哪些罪名和情况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且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做出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各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个案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四是做好调解工作。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刑事判决的结果。刑事法官要进一步提高对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更新调解理念，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依法运用多种调解手段，充分调动被告人和被害人调解的积极性，使双方认识到调解的作用。如果调解成功的话，不仅被害人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被告人也可以通过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来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法院来讲，通过调解妥善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仅能有效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化解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也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罚和教育的双重功能，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对于当事人双方矛盾较大，对立情绪较严重的案件，可以邀请相关基层组织和有调解经验的第三方人员参加，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调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也有利于打消双方的疑虑，化解和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使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成功性大大增加。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村镇建设的需要，根据《条例》规定的原则，结合我省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农村村庄和集镇。县城和设镇建制的镇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村镇建设要节约用地，凡能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没有荒地可用的，尽量利用坡地、薄地。要积极改造旧村镇，充分利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镇内空闲地。
第四条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土地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对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只有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得在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上建房、葬坟、开矿和毁田打坯、挖沙、
挖坑、卖土、烧砖瓦等。 。
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建房用地。

第二章 规则
第五条 村镇建房必须统一规划。规划要按照《条例》和国家建委、农委印发的《村镇规划原则》要求进行，合理确定村镇用地范围，安排好社员的宅基地和公共建筑、生产建筑、公用设施、场院、道路、绿化等用地。
位于城市规划范围内的村镇，应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制订村镇规划。
第六条 村镇内各项建设用地应有合理比例。集镇和公社驻地，社员宅基地用地面积应占村镇总用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道路和绿化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一般村庄社员宅基地用地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道路和绿化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第七条 一般村庄的规划由生产大队制订，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异地建新村和集镇（包括公社驻地）的规划，由公社组织大队共同制订，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县级人民政府审查，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
政府批准。批准后的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如需修改，应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社员宅基地
第八条 经批准分给社员的宅基地归社员长期使用，要保障社员的使用权，不得随意变动，但要服从国家征用和集体规划的需要。由于国家征用和集体规划而引起的居住困难和地上附着物受到的损失，国家和集体要给予合理安置和补偿。
第九条 社员建房用地限额：城镇郊区和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地方，每户控制在二分五厘以内；一般地方控制在三分以内；沿海、坝上一些地多人少的地方，可适当放宽，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分五厘。县级人民政府要根据上述限额，结合当地人均耕地、家庭副业、民族习俗、计划生育等
情况规定宅基地面积标准。
第十条 农村社员，回原籍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的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宅基地使用证明。到他地落户的离
休、退休、退职的职工和军人，建房需要宅基地，除办理上述手续外，还应向生产队交纳占地补偿费。补偿标准按二至四年的年产值（占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以下同）计算。
第十一条 有的社员原宅基地较大，可以满足建房需要的，或小孩未成年的，或超计划生育的，不应划给新宅基地，出卖、出租房屋的社员户，不得再申请宅基地。
第十二条 由于买卖房屋而转移宅基地使用权的，应由买房户按申请宅基地的规定办理申请、审查、批准手续。
第十三条 社员迁居并拆除房屋后腾出的宅基地，由集体收回，统一安排使用。

第四章 社队企业、事业建设用地
第十四条 农村社队企业建设用地，要严格控制。不同行业和不同生产规模的用地限额，由省社队企业局提出，另行批准后施行。
第十五条 社队企业、事业单位申请建设用地，必须送交县级以上业务主管机关批准的建设项目文件和建设项目占地平面图，以及与被占地生产队签订的用地补偿协议书。有污染的建设项目，还必须送交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同意的“三废”治理方案。占地不足三亩的，由公社管理委员
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三亩以上不足十亩的，经县级人民政府审查，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十亩以上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社队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占用生产队的土地，必须给予补偿。补偿标准：公社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耕地，按五年的年产值计算；大队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耕地，按三年的年产值计算。社队企业、事业单位占用荒山、荒坡、河滩、坑塘等没有收益的土地，不予补偿。
第十七条 社队兴办砖瓦厂，应充分利用不宜种植的土丘、山坡取土，一般不得占用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必须有恢复种植或用于其他生产（如养鱼、植藕等）的切实措施。占地不足五亩的，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五亩以上的，报地区行署或省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期间，按该队
耕地平均年产值每年补偿，用后继续耕作退还集体。
第十八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县以上集体企业单位，包括同社队联营的企业在内，其建设用地，应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规定办理。

第五章 其它建设用地
第十九条 农村专业户生产性用地应充分利用本户宅基地，生产规模较大的，由本户提出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另占生产场地的专业户应与生产队签订经济合同，明确集体提留数量或利润分成比例等事项。经营停止后，要
将土地退还集体。地上附着物可作价收归集体，或转给其他专业户使用，或自行拆除。
第二十条 集镇非农业个体经营户的生产和商业性房屋建设用地，亦应充分利用本户宅基地，不能满足需要时，应向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公社管理委员会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占地户应负担农业税，同时每年按该队耕地平均年产值向集体交纳占地补偿
费，或者实行利润比例分成。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章 奖惩
第二十一条 建设新村和改造旧村腾出耕地用于农业生产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规定，从有收入的那一年算起，免征农业税三年到七年。
第二十二条 社员利用岗坡、坑洼等废弃地建房的，集体适当补助一部分劳动用工。建筑楼房节约占地的，国家和集体在建筑材料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二十三条 社员未经批准占地建房的，要限期拆除，或作价收归集体所有，并处以罚款；社队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占地建房，要没收房屋，并根据情节给予处分。对抢占土地建房制止无效的，要追究刑事责任。社队集体建房或兴办企业、事业非法占地，要拆除建筑物
，恢复地貌，或将建筑物没收，交给被占土地的大队或生产队使用，并对社队直接负责人给以罚款和处分。凡因非法占地造成经济损失的，要责令赔偿。建房或建设用地超出批准数量的，批准后占而不用的，限期将土地退还集体。
第二十四条 对买卖、租赁建房用地的，限期将土地退还集体，没收全部所得款项，并对双方的直接负责人和主要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和罚款。对以各种方式变相买卖、租赁土地的，除按上述原则处理外，其房屋收归集体。对买卖、租赁土地从中渔利情节严重的为首分子，要追究法律
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社队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审批建房用地方面，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打击报复的，应根据情节，追究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在本办法发布以前，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下达之后，发生的强占土地建房和买卖、租赁建房用地的事件，应参照《条例》和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各县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条例》和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省政府备案。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有关这方面的规定与此有抵触者，以本办法为准。



1982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