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罚金制度现状的分析与建议

彭行锋

我国罚金制度是为了对犯罪分子在刑罚上给予处罚外，在经济上亦给予制裁的一种手段，是一种附加刑。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强制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其他谋取非法利益有联系的犯罪，以及少数较轻的犯罪。罚金作为一种附加刑，并不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权，也不会对犯罪人产生直接的人身痛苦和社会后果等，判处罚金以犯罪人是否触犯刑律，且是否属于财产刑为先决条件。

我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对于罚金刑仅作了较原则的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1、经济犯罪，这是适用罚金的主要对象。2、经营利、贪财为目的的犯罪，大多数可适用罚金。3、 其他轻罚。在实践中，法官也是根据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大小和犯罪情节来确定罚金数额的，这就造成了罚金刑的不平等和无法执行的后果。我国的罚金制度无论在适用上还是执行上均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罚金数额缺乏统一的标准。根据《刑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罚金的多少以犯罪情节来定，确定罚金数额的依据不明确。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罚金伸缩性很强，弹性很大，而每个审判人员的观点角度不同，造成了对同一类案件判处不同数额罚金的后果，突出表现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判处主型一致，所判罚金却很悬殊。如果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凭借主观判断、随意甚至滥用罚金刑，直接把收取罚金作为谋利的工具，就是适用罚金中的一种最可怕的腐败现象。当前我国审判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立法上赋予审判人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又给其营造了一个谋取私利的温床 ，使权钱交易自然而生，再加上这些交易都是在法律规定中的阳光操作，很难打击。

2、罚金刑的滥用造成法律失衡。在审判实际中，法院和审判人员受利益的驱动，罚金会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在适用量刑及自由裁量权时往往把被告人是否交纳罚金和交纳罚金的多少作为前提来考虑。被告人只要交纳了一定数量的罚金，其量刑结果可能是刑法所规定的最低刑或者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处罚，以罚代刑，至于其它条件，可以自由裁量。罚金适用不当的问题，违背了罚金的立法初衷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的被告人因主动缴纳了罚金，而人身刑相对较低，甚至出现同一案件中作案次数、金额相差不大的被告人，也因有无缴纳罚金而判处刑期不同的人身刑，有的则是因为一人缴纳了罚金，而其他人也随之受益。这样一来，刑罚不但不能起到惩罚和教育的目的，而且还会给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和社会造成用钱就能买刑，有钱者就可以犯罪而不会被处罚的不良影响。对严肃的法律来讲，就失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使少部分犯罪分子到得了不应得到的自由，使刑法的惩罚作用减弱，可以说是纵容了犯罪，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制造社会危害因素。

3、罚金刑造成的亲属株连。犯罪人在犯罪前大部分为无业人员，或社会闲散人员，在犯罪后所得财物往往会挥霍一空，归案后根本不可能再有财物来缴纳罚金。对被告人判处罚金，一般应在判决生效后缴纳，由于交纳罚金在现实中会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于是犯罪人的家庭成员为了给其减轻处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被告人预先交纳罚金。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贫富差距，使得在同等数额罚金的人所承受的能力甚远，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条件较好的人来说，罚金是无所谓的，只要能从轻处罚，多罚也愿意。但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罚金却是沉重的痛苦和负担，这时其亲属因为害怕不能交纳罚金而受到严历的刑罚，就会极力借钱，变卖值钱的东西来缴纳。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出于父母的职责和关爱，这种现象更为严重，这就造成了一人犯罪数人担责的现象。

4、罚金难于执行，使罚金型有罚无实。只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没有收缴到罚金，那么将会使罚金根本无法再继续执行，因为犯罪人在服刑时无法执行，刑满释放后，法院又无法跟踪其去向。而且法院没有办法摸清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为了搞清犯罪人的经济情况，有的法官只能在法庭审理中对被告人进行询问，但这种询问根本没有效果，因为明知自己要坐牢的被告人，他不可能在被刑法剥夺了人身权时，再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即使能找到执行对象的也是无力缴纳，或缴纳数额严重不足，或隐慝财产拒不缴纳，致使罚金刑得不到执行，流于形式，使得缴纳罚金者感到吃了亏，未缴者暗自高兴，有失法律的严肃性。到最后法院的罚金执行案件只能中止或者终止执行，在社会上产生“坐了牢就可以不用缴罚金”的不良影响，以为坐一年牢就可以抵多少罚金。

二、司法建议

1、完善罚金标准，强化监督机制。可以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规定来明确罚金数额的多少和适用的范围，作出相应的制约措施。由法院内部、人大和检察机关对罚金刑定期检查，在发现适用罚金不当时，提出建议和意见，或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如果是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而且使人民法院对罚金的判决和收取与其自身的经费使用彻底脱钩，保证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在适用罚金刑时不会因利益驱动而乱罚，体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只有完善的执行依据和有效的监督，才是保证罚金型正确实施的前提，才能杜绝“乱罚”现象，保障司法公正性和公平性，体现出罚金型的真正作用。

2、建立罚金偿还制度。在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如果被执行人确无执行能力，可以安排其为社会做义工等有益社会的形式偿还，通过被执行人的义务劳动来弥补国家在公益方面的投入不足。规定每周或者每月最少做一件公益事件，以此形式来折抵罚金，还可以教育罪犯，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因为收取罚金后都要上交国库，作为财政收入支出，而被执行人的义务劳动可以说是为社会作出贡献，虽然这种贡献不应有报酬，但也不失为一种手段，或许通过此形式社会将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如果在无执行能力的情况下，就对被执行人进行拘留措施，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也会使被执行人产生抵触情绪或“赖帐”心理。所以罚金以义务劳动偿还，即树立了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又有益于社会，使社会接受改造后的犯罪分子，也让其溶入社会。当然，偿还制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来确定，但目的就是为了罪犯危害社会后，用行动再服务于社会。

3、完善罚金执行制度。审判人员应当依法合理确定罚金数额，罚金刑的特征决定了罚金刑的执行是以犯罪人具有缴纳罚金的能力为前提条件，如果不充分考虑到被告人的实际情况，罚金刑就无法执行。而且在判处罚金时，应避免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做到依法办案，绝不以罚代刑来满足利益的需要，以真正发挥罚金刑的功效。执行机关应该积极主动查找罪犯的可执行财产，通过与罪犯的邻居和所在社区负责人，掌握其财产状况，在任何时候只要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应当及时追缴。完善罚金执行的监督和有效的运行机制，防止罚金执行案件的无人过问，最终导致的终止执行后果。如果罪犯隐藏了自己的财产，可以把是否缴纳罚金作为减刑或者假释的条件相结合，鼓励罪犯积极缴纳。


鉴定结论与专家证言的区别

作者简介：李银菊，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03级6班

摘要：有不少的人把鉴定结论与专家证言等同起来，其实，鉴定结论与专家证言是一组对应的概念。鉴定结论主要使用于大陆法系国家，专家证言主要使用于英美法系国家，它们是两大法系的产物。本文试图从各方面来分析它们，以明确地把它们区分开来。
关键词：鉴定结论 专家证言 区别 鉴定人 专家证人

由于英美法系实行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大陆法系实行的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鉴定结论和专家证言分别是这两种模式的产物，因此它们有很大的差别。
主体的范围和诉讼角度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资格上采用无固定资格的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力机关并不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人的资格，并不将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英美法系国家倾向于对专门问题和专家做广义解释：专门问题包括案件中所设计的各个科学、职业及至生活领域中的非常识问题；专家也不一顶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汽车修理工、砖瓦工、木工、电工都可以专家的身份出庭作证，只要他或她对案件中的某个专门问题具有一般人不具有的专门知识或经验。[1]因此，《美国法律辞典》把“专家证人”解释为：“在一项法律程序中作证，并对作证的客观事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证人是具有普通人一般不具有的一定知识或专长的人。受教育程度可一为一个人提供专家证人的基础，但基于经验的特殊技能或知识也可能使一个人成为专家证人。”[2]可见，英美法系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案件中的鉴定人，只要该案的法官和陪审团认为其具备了该案鉴定人的资格。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资格上则采用有固定资格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力机关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人的资格，或将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一般来说，只有具备鉴定资格的人或机构才能向司法机关提供鉴定结论。所以，专家的范围是大大超出鉴定人的范围的。
从诉讼角度来看，在英美法系国家，鉴定人与证人一般没有严格的区分，法律把鉴定人规定为一种特殊的证人，理论上称之为“外行证人”，也就是说，鉴定人和证人的诉讼地位是大致相同的，对鉴定人的口头询问，在程序上与询问普通证人规则基本相同，只有少数例外情形；鉴定人由当事人带上法庭，像对待普通证人那样由控辩双方对其主询问和交叉询问，对专家证言进行质证等。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则一般都明确规定把鉴定人和证人区别开来，赋予鉴定人比证人更高的诉讼地位。有的国家将鉴定人作为审判官的辅助人，有的国家将鉴定人视为法官的助手，有的国家甚至将鉴定人的定位为“科学的法官”。[3]例如，德国有学者认为，鉴定人乃法官“事实发现上当然辅助者”而非当事人的辅助者，即使在少数情况下鉴定人是由当事人所选任者也同。[4]德国著名法学家埃.施密特曾给鉴定人下了一个定义：“所谓鉴定人，就是根据审判官在诉讼上的委托，根据某一专门知识提出带有经验的报告或者对法院提供的事实资料以及法院委托调查的事实资料，运用他的专门知识和法律上重要事实的推论相结合的方法，来帮助法院认识活动的人。”[5]日本学者则认为，鉴定人是接受法院或者审判官的命令，依照专门知识和经验法则，对具体事实进行判断和报告的第三人。[6]鉴定人为了祢补法官知识和经验的不足，而被要求独立于双方当事者，其地位与证人有别。可见，鉴定人与专家证人的诉讼角色差别是很大的。
对鉴定人资格的检验和控制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大体上采取“法庭控制”的做法。对于什么人能够担任鉴定人，法律并无专门的规定。原则上，所有“经过该学科科学教育”的人，或者“掌握从实践中获得的特别专门知识”的人，[7]都可以作为鉴定人。《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有助于事实审判者理解证据或者裁决争议事实，则凭借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而够格为专家的证人，可以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就此作证。”鉴定人是否具有就某一科学或技术性问题提供权威性证言的能力，要在法庭上接受审查，这被称为诉讼中的“证人资格”的认定。[8]一般情况下，控辨双方提出的任何一个专家证人，在陈诉鉴定意见之前，都要由传唤方就该专家的特别知识、经验、技术水平进行询问，对方也可以就此提出问题和表达疑义。双方对该专家资格的审查，有时也可以询问他的受教育程度、学术水平、个人素养、有无鉴定失误的经历等方面来展示。控辩双方还可以直接请求将某一鉴定人排除在专家证人之外。当然，最后决定某一鉴定人能否担任专家证人的是法官，而不是控辩双方。
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大体上采取“庭前控制”的做法，建立专门的鉴定人资格制度。如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鉴定人名册制度，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的考评和登录程序，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行业登记造册，说明各自的受教育程度、学术成果、专业经历等内容，供法官根据案件的需要从名册中选任鉴定人。[9]由于诉讼活动中所涉及的专门性知识的广泛性，鉴定人名册不可能将诉讼中需要的所有鉴定人囊括在其中，因此，法、意等国尽管建立了鉴定人名册制度，但仍允许法官从未被登录名册的专家中指定鉴定人。[10]
鉴定结论的内容、形式与专家证言的内容、形式不同
一方面，由于鉴定人的范围在总体上是小于专家的范围的 ，所以相应地鉴定结论的内容在总体上是小于专家证言的。一般来说，鉴定结论专指对科学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进行分析、检测后所得到的结论，而专家证言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还包括对其他许多专门性领域的问题发表的意见。另一方面，鉴定结论一般只是一种推测或判断的意见，而专家证言并非都是意见。换句话说，专家并非仅以意见形式作证。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条规定：“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者裁决争议事实，则凭借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而够格为专家的人，可以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就此作证。”在此，专家可以以其他形式作证是指专家可以站在证人席上论证或阐述与案件有关的科学原则或其他原则，以便事实审理者把这些原则适用于事实上。[11]在这种情况下，专家证言与大陆法系国家中的证人证言及鉴定结论都有根本的不同。可见，鉴定结论与专家证言在内容上的差别，不仅仅是范围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结论主要是以书面形式做出的，鉴定人一般不会出庭做进一步的陈述；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专家证人往往是由各方当事人自己聘请的，并且在英美法系国家讲究言词原则，所以专家证言通常以口头方式提出，专家证人要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另一方面，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结论往往是鉴定部门接受委托后，指定鉴定人完成的，鉴定书上不仅有鉴定人的签名，而且挖补国王加盖了鉴定人所在的单位的公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鉴定结论也可以看成是鉴定机构做出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2款规定：“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可见，在我国，鉴定结论也被看成是单位做出的。专家证言与此不同，即使专家是来自于某一机构，其发表意见时仍仅代表其自己。所以从形式上说，专家证言是个人提出的，而不代表任何单位。[12]
主体来源、鉴定启动模式不同
主体来源方面，大陆法系国家，通常由法院决定是否实施鉴定，并指定鉴定人；而且有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还规定法官可以指挥鉴定。因此，尽管鉴定结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仍被视为证据的一种，但由于其为法院亲自收集，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条件，自然不免使法院在认定事实时对其另眼相看。而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则显然带有对抗制的鲜明特点。是否聘请专家，以及具体聘请哪位专家都由各方当事人自行决定，受聘专家一方当事人的证人出庭作证，并像普通证人一样接受交叉询问，在这里，法院职权的影响被降低到最低限度。[13]
在鉴定启动模式上，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双方自行推动。一个案件是否需要专家鉴定，一般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决定，即当事人双方平等地拥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14]同时，“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15]这样做是为了祢补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之不足。因为鉴定事项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决定、鉴定人由当事人双方委任的做法，容易导致鉴定人丧失中立性和客观性，鉴定结论也容易仅仅服务于当事人双方的需要。
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鉴定被认为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被视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因此，司法鉴定的决定权由司法官行使。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 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第83条则规定，法官有权决定就某一专门事项进行鉴定，如发现鉴定人的鉴定尚有不足之处，还可以要求原鉴定人或者委托其他鉴定人进行进行新的鉴定。[16]控辩双方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专家进行鉴定的，可以向法官提出请求，司法警察和检察机构不拥有进行司法鉴定的直接决定权。
鉴定结论的功能、可采性与专家证言的功能、可采性不同
在功能方面，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言有两种功能，一是对案件涉及专业问题的证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并形成一定的意见，该意见是专家证人对案件证据资料进行加工的结果，其作用在于将难以为法官所理解的专业性证据资料转化为容易为法官所理解的专家意见，从而帮助法官发现真实、认定事实。二是对一些普遍性规则、惯例进行说明、解释，（不以案件的证据资料为意见的基础）从而帮助法官理解、判断当事人的意见。 [17]
大陆法系国家，则只有第一种功能。
在可采性方面，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与法官关系密切，基于采用于自由心证主义，鉴定结论采信与否取决于法官。采信度低。英美法系国家，对专家证言的开示制度（开示制度：当事人应当想对方提供一份有关自己聘请的准备在法庭上作证的专家证人的名单、身份资料附加说明该专家作证所涉及的领域、基本意见、专家证人形成意见的基础）确保当事人能在审前充分了解对方的专家意见。其次，各国形成了各自的专家证言采信规则，如：美国确立了Daubet规则，即要参考四个要素：（1）形成专家证言所依靠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建立在可检验的假设之上。（2）形成专家证言所依靠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与现有的专业出版物当中记载的原理相同。（3）有关理论的已知的或潜在错误率以及该理论现存的研究标准。（4）指导相关理论的方法及研究方法为相关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程度。原则性的为法官提供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的判断标准。另外，法庭直接询问、间接询问为法官提供专家证言的了解专家意见和分辨专家意见的机会。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的鉴定结论的可采性较高。 [18]
鉴定人的报酬主体不同
大陆法律一般规定，鉴定人的报酬及坚定所需其他费用由国家支付。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由受聘于一方当事人，故其报酬由该当事人承担，而且其报酬常常与其所提供专家证言的内容和结果直接挂钩。[19]
委托鉴定的主体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鉴定与否和鉴定事项都由诉讼当事人自行决定的；鉴定人是由当事人选任或聘请的，因而也是为当事人服务的；双方当事人选任或聘请的鉴定人在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时往往持有相互对立的态度。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鉴定与否和鉴定事项都由司法官决定的（当事人可以提出请求或建议，但无权作出决定）；鉴定人是由司法官选任或聘请的，因而也是为司法机关服务的；司法官有时也会选任或聘请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但这些鉴定人在进行鉴定时都应保持中立或公正的态度。[20]
是否具有回避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职权主义的特点，要求鉴定人像法官一样保持中立的地位。所以规定了鉴定人的回避条款，当具备一定条件时，鉴定人应自行回避，同时，当事人也有权要求鉴定人回避。大陆法系国家认为鉴定人的中立地位更有利于保障鉴定结论的客观性。
英美法系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专家证人完全倒向聘用自己的一方，以最大限度有利于本方当事人为原则出具专家意见。这样的做法与英美法系强调对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密切相关。 [21]
从以上各个角度所作的分析，可见鉴定结论与专家证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将两者明确的区分以深刻认识它们的实质，有利于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1][20]参见何家弘：《外国法庭科学鉴定制度出探》，载《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年会论文集》1995年第323页、第318页。
[2]转引自（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3]邹明理，刑事鉴定若干问题比较研究[J].侦查.1998，（4）：2
[4]转引自Kleinknecht/Meyer,Strafprozess ordung 40.Aufl,1991;572,Rdnr8
[5][日]上村正吉等，刑事鉴定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10-11
[6]转引[日]团藤重光，新刑事诉讼法纲要[M] 第七次修订版，P432
[7][8]参见[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344页/346页
[9]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雪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第76页。
[10]参见 （注：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雪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11]何家弘、张卫平：，外国证据法选择》[M]（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版，第724页
[12] 苏晓龙，黎峰：鉴定结论与专家证言之初步比较，载《行政与法》，2003年07期
[13]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规定，法院可以指定专家，但在实践中，由于诉讼机制的特点，在英美各国普遍存在的仍然是由当事人决定传唤证人出庭，尔由法院独立于当事人之外传唤专家证人的情形实属罕见。参见毕玉谦著：《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14] [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以下。
[15]《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