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并未采纳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将配偶权作为具体的一项权利写入《婚姻法》。而仅仅在第46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婚姻法》在修订中并没有将配偶权写入法律中，但是随着社会上对于婚姻法律关系的讨论，尤其是近来对于“包二奶”，婚外恋，“婚内强奸”现象的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对于婚姻关系中配偶之间的权利义务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配偶权更是成了话题的焦点。配偶权作为基本的身分权，尽管我国立法未采纳这一概念，但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探讨并未停止，配偶权是有它存在的现实基础的。本文试图对这一权利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可以对配偶权的理论和立法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 配偶权的概念
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 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有所批评，认为其并不准确。 就目前国内法学家争议见解分呈的情况，法学界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 我认为，配偶权是指法律赋予的夫妻互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身份权，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它应该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前两部婚姻法均未作规定；二是这种身份权是互为条件和因果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三是夫妻以外的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夫妻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具有双重性。
（二）配偶权的特征
配偶权具有以下特征：
(1)主体的对偶性。夫妻互为配偶，共同享有配偶权，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
(2)客体的利益性。配偶权的客体是夫妻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不包括财产利益，且这种利益具有独占性，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共享，这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决定的。
(3)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配偶权的核心是性权利。一是这种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二是配偶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缺一不可。
(4)权利的排他性，权利的独占性必须就具有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具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实施干扰、妨害、侵犯配偶权的行为。
二、配偶权具体派生权探讨
配偶权是基本身份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但配偶权作为基本身份权还包括诸多派生的身份权。基本身份权确定，则当然发生派生身份权，基本身份权变动，则派生身份权变动，究其配偶权包括哪些派生的身份权利，学者们的主张颇不相同，4配偶权“不独为权利人之利益，同时为受其行使之相对人之利益而存在，”5这决定了配偶权从本质上讲是权利，但却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之中包含义务，基于此，有的学者称配偶权为“合权利义务为一体的新型权利”，本文认为，配偶权应当派生出下列权利和义务：
　　（一）夫妻姓名权
　　夫妻姓名权是指夫妻缔结婚姻关系后，妻子是否有独立姓氏的权利，配偶各自有无独立的姓名权是关系到配偶有无独立人格的标志，也是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取决于法律采取何种夫妻关系基本原则，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不外乎有5种基本类型：(1)坚持妻从夫姓原则。如《瑞士民法典》第161条就作此规定。(2)实行从一约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如《德国民法典》第1355条第2款就作此规定。(3)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原则。如《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18条就作此规定。(4)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000条就作此规定。(5)夫妻婚后保持自己原来各自姓氏原则。如我国婚姻法第10条就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我国法律的规定，完全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当然，法律作出这一规定并不排除配偶之间可以就夫妻姓氏进行约定。
　　（二）住所决定权
　　住所决定权是指夫妻选定婚后共同生活住所的权利。婚姻或家庭住所是配偶共同生活的依托，应由配偶双方共同决定。现代各国关于住所决定权的立法，主要有4种：(1)丈夫权利主义。这种立法仍然规定住所决定权由丈夫单方行使，只不过行使权利的专制性质有所改变。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60条第2款就作了如此规定。(2)丈夫义务主义。这种立法规定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而妻子则享有在该住所居住的权利。如英国法律便作此规定。(3)协商一致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配偶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如前罗马尼亚、法国即作此规定。(4)自由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各方都有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如前苏联。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 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表明在我国男女双方都有平等决定夫妻住所的权利，即我国立法上采取的是自由主义。
（三）同居义务
　　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主要内容。此外，配偶的同居义务还包括相互协助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抚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种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各国法院在规定夫妻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条件是：(1)因处理公私事务，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合理离家；(2)一方因生理原因对同居义务部分或全部地不能履行；(3)一方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此外，国外民法还规定，配偶一方在其健康、名誉或者经济状况因夫妻共同生活而受到严重威胁时，在威胁存续期间有权停止共同生活；提起离婚诉讼后，配偶双方在诉讼期间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同居义务时，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4条第4款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他方得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迫其履行。就同居义务而言，主要是申请扣押收入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再如，英国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同居义务，他方享有恢复同居的诉讼请求权；关于恢复同居的判决虽不得强制执行，但不服从这种判决可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四）贞操忠实义务
贞操忠实义务又称配偶性生活排他专属义务，是指配偶专一性生活的义务，他要求配偶双方互负贞操忠实义务，不为婚外性生活。广义的贞操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对方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夫妻互负贞操忠实义务时婚姻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生活的忠贞不二。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它虽然不会丧失自己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消极作用。笔者认为，贞操忠实的内容应有以下几点：第一，忠实义务是配偶权最基本内容之一，他要求配偶之间互负不为婚外性交的不作为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违反。第二，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的权利主体，而且拘束配偶权的义务主体。一方面，忠实义务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他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配偶负有不得破环该对配偶贞操的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一方配偶的贞操，就构成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应当规定对违背法定义务违反的制裁措施和责任。
　　（五）学习、工作及社会活动的自由权
《婚姻法》第15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这一条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有些配偶，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比如认为妻子不用工作，只需料理好家务就行了，或者害怕丈夫参加社会活动会发生婚外恋，或者一方要求另一方经常陪伴自己，而干涉对方外出、工作，学习等等。这项权利跟姓名权一样，本来是一般人都享有的。之所以要在婚姻法中再次强调，就是因为一些旧的文化传统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以为缔结了婚姻，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限制或干涉对方配偶的基本权利。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夫妻之间也可以约定一些权利义务，比如尊重参加正常的应酬活动的权利等。
三、配偶权不合我国国情，不应在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一旦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不仅不能达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有损法律的尊严，其理由：
　　1、婚姻的契约已默认了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强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一张结婚证如同一份契约，双方约定(默认)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因为：一是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二是婚姻关系又是社会的细胞，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这是婚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必要约束。对这众所周知的常识和常理，法律无需再作强制性的规定。诚然，社会上也确有少数男女在结婚时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甚至有欺诈，“放飞鸽”等行为，致使结婚契约不能、不愿履行。对这种现象应用道德规范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确已构成犯罪的，可用刑法调整，但不应用婚姻法来强制当事人的同居和忠实行为。
　　2、确立配偶权未必能解决“婚外恋”问题。主张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配偶权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婚外恋”，巩固“一夫一妻”制，一旦发生侵害配偶权，就可及时予以惩治。因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是夫妻双方的贞操义务，其核心是性的独占性。夫妻一方与任何第三人发生性行为都是违背了贞操义务，侵犯了对方的贞操权，依法应受到制裁。这里显然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二为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首先，夫妻在结婚登记时虽然都已承诺(默许)或应当承诺(默许)除配偶外不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但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已婚男女与未婚男女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加之“异性相吸”的生理特征不可能因结婚而消失，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理智来调节和控制。但一旦出现激情状态下非理智的性行为，就可能使一些当年曾“海誓山盟”的夫妻，在感情上发生异化和关系上的裂变。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对他们难道都进行惩处?显然不妥。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婚姻关系包含应受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宜增加法律干预程度。惩罚第三人者的立法将导致危及个人隐私权，这是不可取的。笔者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双方并未发生通奸姘居行为，或极其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未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隐私问题”。?与其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男女的结婚动机不纯，目的不一，甚至出于被迫无奈，结婚后“同床异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之间发生“婚外恋”就更为常见。尤其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三陪女”、有夫之妇卖淫、有妻之夫嫖娼等现象，且将会较长时间存在，这些不正常现象绝不可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根治。一旦婚姻法确立了配偶权，上述侵犯配偶权的“婚外恋”及“三陪”、卖淫、嫖娼等行为，必然会“法不责众”，反而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再次，看看早已确立配偶权的一些国家对配偶权的保护又怎样呢?大量的“婚外恋”管了吗?“瞒着老大，供着老二，骗着老三，又搂着老四”的现象比比皆是。据“1995年美国对包括各种婚姻状态的人们的性生活状况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一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76％，5年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40％，一生中只有一个性伴侣的为21％。其中男性有婚外性伴侣的大大多于女性。”?这数字可以说是对他们国家确立配偶权的一个讽刺。当然笔者并不是默许，更不是赞同上述不道德的甚至丑恶的现象，对这种不轨及丑恶的现象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鞭鞑。如果因此而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对有“婚外恋”一方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并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然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总有其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形式，本来就因其与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着许多难题。对于“婚外恋”要遏制它、解决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绝不能一罚了之，否则只能事与愿违。
　　3、确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既然配偶权的核心内容是夫妻互相享有与配偶进行性行为的权利，反之夫妻也互负有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是否又互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每个公民均享有人身自由权，回答也应是肯定的。当夫妻这两个权利主体行使各自权利发生矛盾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妇女的权益，在修订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时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任何一对夫妻在漫长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同居生活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因为每个人的性能力、性观念、性需求、性技巧都存在差异，冲突、碰撞是绝对的，只是大部分夫妻都能在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的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影响下自我调节，从而达到和谐和谅解。但也不能排除确有一些素质低下，道德败坏，践踏妇女性权利的人存在。如最近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婚内强奸案(见《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例绝非鲜见。如果法律一旦确立了配偶权，类似婚姻内的强暴行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时法律又无可奈何，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苛求每一对夫妻对同居的诺言一成不变。“如果同居是一种永久不变的承诺，势必造成对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限制，性便最终成了脱离灵魂的毫无情感、只能满足另一方欲望的工具，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居之名肆意侵害对方尤其是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同居也就成了婚姻的枷锁。”?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不协调，甚至稍有一定强制行为，都用刑法来调整，这显然也是不当的。因为夫妻之间毕竟有一个契约行为，守约是前提，有了矛盾还是应该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解决和谅解。但是这种“守约”和“谅解”也是有度的，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质变，尤其是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已长期分居，或已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丈夫违背妻子意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该以强奸罪论处。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并未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例外规定。对此，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二项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反之，也不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将那些出于一时冲动，一时激情，一时失去理智的“两厢情愿”的婚外性行为，作为违法犯罪进行打击，这显然也不合情理，不符合刑法的立法原意的。记得在修改刑法时曾有人提出要打击通奸行为，设立通奸或妨害婚姻家庭罪，最后也未被立法机关所采纳。
　　4、确立配偶权将使公安机关难以招架。在修改婚姻法(婚姻家庭法)过程中，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警察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公安机关一旦介入大量的这类婆婆妈妈、妻妻妾妾的家庭纠纷，就会顾此失彼，大量的案件和复杂的调查取证、说服教育工作，靠目前本来已紧张的警力是无法招架的，况且，公安机关总不能常常介入“床上捉奸”的行列，这势必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
　　5、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较难决断，影响诉讼效果。既然配偶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公安机关查证属实，自然要作出排除妨害、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旦受理必然遇到三难：一是取证、认证难。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往往是因一方的“婚外恋”引起，这类案件不但原、被告举证较难，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某些证据，法院无从下手，必然影响案件的准确处理。二是定性难。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无疑使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带来困难。无论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原告的请求，都感事出有因，又缺乏证据，难以下判，因此不能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三是分清责任难。婚姻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受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婚外恋”也有多种情况，有的因一方放荡行为引起，有的可因对方过错激起，有的因第三人的诱惑引起，审理这类案件确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感，要分清责任，有其特殊性和难点，尤其当妻子被他人强暴，不通情理的丈夫得知后反以妻子侵犯其配偶权而请求保护，更会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不受理不行，受理嘛本来已被害的妻子，却成了配偶权的侵权人，显然不合情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能取得好社会效果。
　　综上，笔者认为在制定或修订法律时，既要广泛吸收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共享人类文化遗产，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意识，又必须适合现存的社会状况。对于一些“可看不可用”的规定，与其说有不如没有，我们不能试图用法律调整一些超越法律权能的事，如果强加施行，反而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权衡利弊的结果是：“鱼和熊掌兼得，喜新不厌旧。”道德可以对这些行为作出谴责，而法律横亘在夫妻床上，其结果未必与立法的初衷相一致！

注释
1、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2、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96版
3、威廉•杰•欧•唐奈《美国婚姻与婚姻法》，重庆出版社，86版
4、吴晓芳《配偶权的是是非非》，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

中国政府 荷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政府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科学、教育、文化合作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特别是该协定第四条，双方代表团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就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和一九九０年计划达成协议如下：

　　　　　　　　　　　　　一、教育和科学

　　第一条　双方将促进荷兰和中国教育及研究机构之间在对等基础上的合作与交流。
　　（一）１．根据荷兰教科部与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海牙签署的备忘录；
　　２．根据荷兰教科部与中国科学院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签署的、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在苏特梅尔签署的备忘录；
　　３．根据荷兰教科部、荷兰经济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在北京签署的备忘录。
　　（二）在必要并且适当的时候，双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及可能促进荷中两国教育和研究机构在未列入（一）所指备忘录中规定的正式安排的领域进行合作与交流。
　　（三）双方将鼓励和促进两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其它类似的科学或专业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关合作的细节将通过外交途径安排。这类合作项目的费用原则上由各有关机构负担。已有的或正列入计划的合作形式见附件一。新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间的协议将自动列入本条款。

　　第二条　研究人员交流
　　除了第一条（一）提及的备忘录范围内的交流外，双方将在对等基础上进行研究人员的交流，从事研究工作和了解对方学术和科学组织及机构，以促进第一条（二）和（三）所提及的直接合作。
　　在上述校际范围内，或根据两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议，中方每年可派至多一百名研究人员赴荷。
　　有关研究人员名单将由中国国家教委提交给荷兰教科部，其中不仅包括中国国家教委选派的研究人员，还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选派的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的访问将由双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直接协商安排。
　　在接待国期间，上述人员还可就事先商定的课题开设讲座。访问期限将根据访问者工作的性质和意义逐项商定。
　　双方强调各方均十分重视科学合作和教育交流。荷兰代表团告知中国代表团，荷兰已成立了一个由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为首的委员会，以促进并监督科学合作和教育交流。

　　第三条　大学生和进修生的交流
　　（一）在本计划期间，双方每年将为那些不能按照第一条（一）提及的备忘录所规定的条件进行交流的对方国家的大学学生、进修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三十人月的奖学金，每一个奖学金为期六至十个月。
　　（二）双方将鼓励互派小型学生团组，在一名教授或其他大学教师带领下，到对方国家访问，以获取对其所学专业的实际经验，费用由派出方负担。双方将逐一商定每次访问的细节。
　　（三）在本计划期内，每年将保留必要的资金，使各自国家的教师能去对方国家访问，为期一个月，以增加见闻和交流教学经验。双方将为对方国家的有关教育机构提供科学、文化方面的图书及其它出版物和期刊。

　　第四条　语言
　　双方强调各方均十分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授荷兰语、了解荷兰文化和在荷兰教授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双方将积极促进在本国院校开设对方国家语言和文化课程。荷兰代表团告知中国代表团自一九八五年元月一日起，对荷兰语课程和教授的指导和资助移交给“荷兰语协会”负责。

　　第五条　文凭对等
　　双方将研究两国大学授予的考试证书、职称和学位对等问题，并将相互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文献，从而使各方能大体了解对方国家颁发这类证书和授予职称、学位的原则和条件。为此，可成立一个混合委员会。

　　第六条　代表团交流
　　在本计划期间内，双方可交换一个教育代表团。代表团将由三至四人组成，访问期限最多为十四天。

　　第七条　文献交流
　　双方将在对等基础上，交换有关教育问题的出版物和资料。此外，双方还将努力为对方国家有关高等院校提供科学、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图书以及其它出版物和期刊。

　　　　　　　　　　　　　　　二、文化

　　第八条　中方派一由十五名音乐家组成的民族乐团于一九八八年或一九八九年访荷，演奏中国古典音乐。
　　荷方派一由五名音乐家组成的音乐小组于一九八九年访华，举办音乐会和进行学术交流并演奏轻音乐和爵士乐。

　　第九条　荷方派歌唱家ＥＩＩＹ　ＡＭＥＬＩＮＧ及其伴奏者访华举办音乐会并讲学。

　　第十条　双方互换摄影艺术展览。

　　第十一条　荷方将考虑在中国举办一个美术或工艺美术展览的可能性；中方希望在荷兰举办一个中国画展览。随展人员两名。

　　第十二条　双方鼓励两国图书馆之间图书、出版物交换和专业人员的交流。

　　第十三条　双方鼓励两国画家和美术研究人员的交流。荷兰将于一九八八年派三至五名画家访华。一九八九年中国派同样人数的美术研究人员赴荷考察。荷兰画家在中国访问期间将完成一些作品并展出。访问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荷方表示希望接待一个大型的故宫中国艺术文物展览。此项目将由双方有关博物馆直接商谈。

　　第十四条　双方于一九八九年派三人音乐家小组互访。

　　第十五条　双方将互派一个由三至五人组成的代表团考察对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当地风俗和艺术节。中方代表团一九八八年访荷，荷方一九八九年回访。荷方代表团考察的具体内容将在以后决定。
　　如果需要，双方也可不派上述代表团，而互派上述领域内文化界的专家作最多两个星期的访问学习。

　　第十六条　双方鼓励两国广播、电视组织间进行专家、广播及电视节目的交流。具体项目由双方有关部门另行商定。

　　第十七条　荷方每年将为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编辑和节目制作人提供两个名额的奖学金在荷兰电台培训中心培训。

　　第十八条　双方互相支持和鼓励电影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第十九条　双方派出一个由三至五人组成的动画片代表团互访，交流技艺并进行学术活动。
　　荷方将提供一个荷兰动画片的展览。

　　第二十条　双方互派一个小型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互访。具体事宜届时另商。

　　第二十一条　双方将派一个小型的出版、版权和文学翻译领域内的代表团互访。访问时间另行商定。

　　第二十二条　双方鼓励翻译、出版对方国家的文学作品。

　　第二十三条　双方鼓励两国在体育运动方面的交流。具体项目由两国的体育机构另行商定。

　　　　　　　　　　　　　　　三、通则

　　第二十四条　双方将为本计划所列的活动提供经费。有关这些访问的财务条件写入“财务规定”中。

　　第二十五条　关于第一条（一）中未提到的人员和代表团交流，双方同意，派出国将挑选以学习和研究对方国家的科学、教育或文化生活为主要目的的人员（参看第一条（二）、（三），第二条，第三条）。如派出人员系赴对方国家讲学，则人选由接受国选定。对以上两种情况，派遣国的建议均应经接受国同意。双方将通过外交途径或双方都能接受的其它途径，尽早将提议提交给对方（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访问前的三个月）。
　　提议将说明被提名或被邀请人的名单，他们的学历、工作和职务，研究或讲学的课题和要求，包括对人选的访问日程、停留时间、语言能力的建议和任何有助于访问成功的信息。
　　在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或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认可提议之前，将不进一步安排访问的细节。在任何情况下，双方都要提前三个月答复对方。

　　第二十六条　双方至少在访问前两周通知对方来访者的确切抵达时间和地点。

　　第二十七条　关于本计划第三条（一）所指的奖学金，双方同意下述安排：派出方向接待方提出奖学金人选，提供奖学金一方将保留是否提供奖学金的权力。双方将在每年三月一日之前将所提名奖学金人选通知对方，并说明其学历、工作（如有工作的话）、学习计划、语言水平、年龄以及其它任何有助于其在对方国家学习访问成功所需的有关情况。双方将于每年七月一日之前答复对方建议。
　　双方将在至少两周前将奖学金获得者抵达对方国家的确切时间和抵达方式通知对方。

　　　　　　　　　　　　　　四、财务规定

　　第二十八条　研究人员交换
　　根据第二条所派的研究人员，除非另有说明，中方将承担他们的国际旅费、食宿费、在对方国期间的旅费和全部医疗费用。
　　荷方不承担任何财务责任。

　　第二十九条　大学生、进修生和研究人员
　　根据第三条（一）的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进修生和研究人员将每月得到一千一百荷兰盾。另将得到用于购买学习书籍的不超过三百荷兰盾的一次性赠款和不超过三百荷兰盾的一次性安置费。免费提供医疗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根据第一条（一）和第三条（一）规定获得奖学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的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和研究人员，将依照中国现行的有关外国留学生食宿和赠款的规定取得津贴。

　　第三十条　艺术家的交流
　　（根据第二十四条）派出国负担互换艺术家到达对方国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接待方负担来访者的食、宿和与访问计划有关的在接待国交通费及急诊所需的医疗费，但不包括那些慢性病和牙科治疗费用。

　　第三十一条　艺术团组互访
　　双方同意提供一笔经费，向每一互访艺术团提供经费的具体安排将由双方商定。派出方将负担国际旅运费。接待方将负担食、宿、国内交通和急诊医疗费。

　　第三十二条　展览
　　１．派出方原则上将负担展品运至对方国家第一个展出地和从最后一个展出地运回本国的运费。
　　２．接待方负担展品的国内运费和布展费用。接待方还将负担用于宣传和印制目录的费用。
　　３．接待方负担对方国家布展和撤展专家的食、宿和国内交通费。
　　４．接待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展品。
　　５．派出方将负担全风险保险费，接待方将负担展览期间的保险费。

　　　　　　　　　　　　　　　五、其他

　　第三十三条　本计划规定，不排除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安排其他访问和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第三十四条　如认为必要，在本计划期间，双方代表可以会晤，检查本计划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五条　本计划期间未执行的任何项目，均可在下一个交流计划中予以重新考虑。

　　第三十六条　根据文化合作协定第四条建立的混合委员会将于一九九０年在海牙会晤制定新的交流计划。混合委员会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将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本计划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本计划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用英文写成。两份计划具有同等效力。

　　　　混合委员会　　　　　　　　　　　混合委员会
　　　中国代表团团长　　　　　　　　　荷兰代表团团长
　　　　　邢秉顺　　　　　　　　　　　容克·卢兰茨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