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平衡的宪政理论
——对中国宪法学的一个初步检视
四川大学法学院 谢维雁
(通讯地址:成都市望江路29号四川大学法学院 邮政编码:610064 移动电话:13689091344)
无论是追溯古老的宪政历史，还是征诸西方宪政的当下实践，平衡问题一直是宪政制度和宪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我国传统宪法学对此几乎未给予任何注意。笔者曾就宪政的平衡性进行初浅的探索，并尝试提出建立一种可称之为“宪政平衡论”的认识方法或分析模式 。本文是这一尝试的继续，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宪政平衡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一）持守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并以事实为中心的研究立场
1.从休谟到边沁：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观
在哲学史上，休谟最先揭示了“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他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需要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 。这就是“休谟问题”，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或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休谟认为，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 ，这被称为“休谟法则”。事实与价值的“二歧鸿沟”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康德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康德哲学进一步认为，从实际上是什么中不可能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正确的或“应当是这样的”。价值和存在这两种观点，像两个截然不同的、封闭的圆圈放在一起。关于“应当”的陈述只能来自其他“应当”的陈述，而不能来自存在事实的归纳。
在法学领域，边沁较早注意到这一区分。他说，“一部法学著作只能以下述两者之一为目的：（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师承边沁的奥斯丁也认为法律理论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研究“应然的法律”，另一部分研究“实然的法律”。但是，边沁和奥斯丁，一开始就不是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价值领域无法做到“科学”，因此，他们“力图从法理科学中排除对价值的考虑，并把这门科学的任务限制在分析和解剖实际的法律秩序” 。奥斯丁试图从两方面确保法学的科学地位，“一方面是在法学的领地中消除规范性的维度，另一方面是将法律的根基置于经验观察之中。” 在此，法学被推定为只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从而走向了一元论，即法律实证主义 。但是，法律实证主义根本无法做到它自己宣称的“价值无涉”，而且它无法逃出“恶法亦法”的困境。因为，法律实证主义“要求法学人士接受某些强力的支配，对这些强力他们只能被动地观察，而且还要承认规则就是法，哪怕是最残酷和暴虐的规则” 。而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康德的二元哲学运用于法学领域，提出了所谓“二元方法论”，其实质在于：“价值思考和实然思考是独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围内同时并存的”。 他与休谟、边沁、康德一脉相承，宣称：“我们不可能从‘什么是’中得出，什么是富有价值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应该是（怎样的）。也从未有什么东西因为‘它是’或者‘它曾经是’中——或者‘它将来是’，就能说明‘它是正确的’。 ”由此，拉德布鲁赫得出了对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进化论的否定，因为它们分别是从现有事实、已有事实和将来事实中得出“必然”的结论。他认为，“应然原理、价值判断、各种评判不能运用归纳的方法建立在实然论断的基础上，而是运用演绎的方法建立在同类性质的其他原理之上。 ”但他走的却是与边沁、奥斯丁不同的道路。他在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的基础上，将人们对价值的态度分为四种：（1）价值盲，即不问价值，一如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界所采取的态度；（2）评价，即有意识地品评的态度；（3）与价值有关的态度，即文化科学的态度；（4）克服价值的态度，即宗教。任何法律现象不可能采取价值盲的观点，因此，与前述后三种态度相对应，法学研究可分成三种：法律科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的宗教哲学。 被称为价值法学的拉德布鲁赫学说，无疑是极富启发的。须指出的是，事实上，在法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能否分离，并不是没有争论。富勒就曾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格尔就法律中“现实”与“应当”问题开展论战。富勒的基本观点是，法律中的“现实”与“应当”是不可分的，离开法律目的（即法律应当是什么）就不可能理解法律形式，一切法律形式必然是具有价值的。
从“应然”角度对法学的研究——其典型形态是自然法学 ，有着悠久历史传统。西塞罗在《国家篇》中宣称“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正确性”，就已表达了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理论虽然遭到了来自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被认为不确切甚至无用 ，但它没有也不会就此终结。作为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律思想，它贯穿了整个法学的历史。在古代自然主义、中世纪神学主义、近代理性主义的不同时代都产生了相应的自然法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神学派还是世俗学派都宣称要“复兴”自然法，马里旦、达班、布伦纳是神学派“复兴”自然法学家的典型代表，而L.富勒、J.罗尔斯、R.德沃金则是世俗学派“复兴”自然法的法学大家 。这些法学家——包括神学派和世俗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在我们今天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然法所包含的正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对现实始终具有批判的功能。无疑，自然法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解释，使人类的秩序生活获得道德上的意义，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引导力量。
可见，事实与价值是两个并存的领域。法学研究必然在这两个领域同时并存，法学研究包含两部分：一是对“实然”宪法的研究，一是对“应然”宪法的研究。
2.迟到的回应：我国宪法学界对事实与价值二元观的引入
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一种与以往相当不同的方法。戴雪评论说，宪法研习者们既不希望去批评、也不希望去膜拜宪法，而仅仅想要理解它；而职责在于讲授宪法的教授则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它们的任务既不是抨击、也不是卫护宪法，而仅仅是解释宪法的规则 。他还说，英国法学教授的职责在于阐明哪些法律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安排这些法律之间的等级秩序，解释它们的涵义，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展开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是一种以事实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它力求描述关于宪法的“事实”。它拒绝对宪法进行评价体现了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的宪法学则坚持一种相反的研究方向，即以价值为中心的研究方向，甚至认定像《人权宣言》、法国宪法这样的实定法都不过是人权、民主等绝对价值观念的体现。正如佐藤功所说的，法国宪法是有意识的产物 。戴雪的立场遭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辨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学者们认为：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实，宪法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价值化的概念，任何一部宪法都必然是某种价值观念的确认或体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宪法同时也必须是事实的，宪法必然是实定法。宪法学研究的英国方法与法国方法之间的论争也许永远不会有结果，但西方宪法学逐渐克服了在两个方向上所持的绝对化立场，而在事实与价值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了研究，并已认识到两个领域都是必要的。如美浓部达吉将宪法学的任务限定为：“第一，在于寻求什么是现在的宪法；第二，对于所寻出的法，加以系统的说明。” 前者属于宪法的事实问题，而后者则涉及宪法的价值判断。
但我国宪法学界直到近年才有学者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问题。莫继宏先生注意到宪法所特有的一些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自由、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和宪法现象（即事实）的。他提出：研究宪法问题应当区分宪法事实问题与宪法价值问题，切不可以宪法价值的问题来完全取代宪法事实问题 。林来梵先生则将其“规范宪法学”建立在价值命题与事实命题相分离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载体，宪法规范本身可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就好像一种单纯的容器。在此，事实与价值相对分离：宪法规范并不排斥特定的价值，或者说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注入其中，所以“载体”本身和特定的“价值”之间实际上是彼此可以分离的；当宪法规范被注入特定的价值之后，它便成为应然命题的载体，并相应的具有内在的价值取向 。两位学者都把这种区分看成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割裂，更不是要将价值排斥在事实之外。
我国宪法学者提出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直接原因是，学者们认识到，我国传统宪法学不重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常常将事实命题当作价值问题来分析，或者相反，将价值问题当作事实来接受。正如殷海光先生曾说的，中国人常把价值的考虑代替了对事实的认知，或让价值的颜色蒙蔽了事实的真相 。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宪法学曾经将一切政治、历史、伦理等角度的考量统统作为“非法律的东西”而加以鄙弃。在这一倾向受到驳难之际，人们又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有必要把驳杂多样的宪法现象全部纳入宪法学的视野，以便彻底地解明这些对象的关联结构 。这种所谓“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立场不仅将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而且它实际上主要是在价值领域进行研究，对事实领域不屑一顾。这导致了宪法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而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就是要克服这一倾向。学者们提出区分事实与价值的根本目的是希望籍此重构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林来梵先生的“规范宪法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是要有效地避开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致力于严肃的、“规范化”的学术营构 。一句话，以事实为中心的宪法研究可以克服我国宪法学传统研究取向上的错位和研究方法的不足。
将宪法学研究分为事实与价值两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宪法的事实领域，是我国近年宪法学研究的新气象。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掀起的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广泛讨论，到在四川大学法学院周伟先生推动下以侵犯宪法权利为由提起的一系列案件 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全面关注，再到近年来村、居委会乃至乡镇选举等基层民主实践成为学术与媒体的兴奋点，都体现了我国宪法学从事实与价值不分偏重价值演绎轻实践的传统向坚持事实与价值分离并以宪政实践为中心转变的趋势。
3.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宪政平衡理论
宪政的平衡理论也秉承了事实与价值分离并以事实（或宪政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路向。将宪政研究区分为事实与价值两域，其最终目的是要将可能、可行的宪政与理想的宪政区分开来，力图在尊重人类普适性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出真实的、可行的宪政。宪政平衡理论认为：（1）宪政价值不能脱离宪政事实（或实践）而存在，价值必须体现于事实之中。宪政是一种价值实现制度，通过一系列商谈、辩驳、竞争与妥协等平衡机制，人权、民主等价值在其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2）宪政实践（作为一种事实）与价值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所说的宪政都是指某一国家的具体的宪政，一方面，不同国家的宪政在事实（如已经建立起来的具体制度、机构等）上必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各国赋予宪政的价值也存在差异，如英美等国家的宪政把人权价值置于首位，而大陆法国家的宪政多把民主价值放在重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偏重自由的价值，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宪法更强调民主的价值。同时，不仅宪政本身是发展的，宪政的价值也是发展的。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说宪政必定体现某些如人权、民主等价值，但这些价值的具体内涵在各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成为可能。而且，这种差异使宪法学走向不同的方向：普适性的价值哲学构成研究价值领域的宪法学，而寻求对宪政实践的普遍性解释理论则是宪法学在实践领域的目标。宪政的平衡理论体现了在宪政实践领域寻求普遍性解释理论的努力。（3）我提出以事实为中心的宪法学研究取向，不是要取消或完全放弃对宪法的应然的、价值的研究，而是将宪法学的研究分为事实与价值两个领域，并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事实领域进行实证分析。这种取向是暂时的，之所以采取以事实为中心研究取向，主要是基于传统宪法学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欠账太多的缘故。
（二）方法论个体主义
1.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传统观念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念，即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在一些学者那里又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迪蒙将最高价值体现在个体中的观点称作个体主义，而将认为价值存在于整体社会的观点称作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是把个人自由置于集体利益之下，给予整体以特有的地位，重视社会对个人的决定作用，追求社会秩序的价值。在《个人主义》一书中，史蒂文•卢克斯列举了个体主义——他称作个人主义——的十一项观念，构成了个体主义的基本内涵。包括：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抽象的个人、政治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宗教个人主义、伦理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 。个体主义认为，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是单个的、独立的，社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标，个体及其权利优先于社会。个人是共同体、共同利益的起点，也是其终点。个体主义强调个体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性。但这种个体并不是一种原子主义的，相互之间毫无关联；个体主义不否认整体，它将整体视作个人存在的前提性因素。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这种个体是：只能当他作为并非由若干个人按照刻意的方式集中控制并计划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时才能作为个人而存在 。
2.从观念到方法
奥克肖特曾说，每个人在阅读历史事件记载时，通常会形成某种概念框架。这种框架并非是他虚构并加之于这些记载之上的，而是源于他相信这是自己从事件研究中萃取的历史真实，从而使自己的思路有序连贯 。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概念框架”。我们面对一系列的思想或理论体系，绝大多数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划入或者整体主义，或者个体主义；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或者处于摇摆的立场。一般来说，早期的思想家们对此并无明确的意识，并非有意地按照某种“概念框架”来展开。但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这种“框架”，并根据自己的信念选择某一“框架”。到此时——即依明确的“概念框架”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进程，“概念框架”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随着对西方思想传统中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观念的明晰，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得以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确立。
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实际上是要表明学者的一种研究思路，意味着学者们进行研究的基本立场：或者以整体作为其理论的前提和归宿，或者以个体作为其理论的起点和终点。有学者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诸项规范性原则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其意思是说，研究立场的确定与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具体含义无关。但笔者认为，研究立场的确定是以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一般含义为根据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必然以对个体主义的理解为基础。
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对社会、个人及相互关系的两种解释模式，即，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社会、个人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方式。方法论个体主义以个体为出发点和最高价值来对社会、对个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释。正如卢克斯所说，方法论个体主义断言，除非这些解释完全是根据关于个人的事实来表达的，否则，解释社会（或个人）现象的任何尝试都应不予理睬 。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及社会高于个人为出发点来对社会、对个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哈耶克指出，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以“社会”或“阶级”这类颇为盛行的解释性概念的有效性为基础，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类的实体，且这类实体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 。
3.为什么必须是方法论个体主义？
关键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方法论个体主义，或者相反，我们为什么选择方法论整体主义？如果按所谓“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比较可能会使我们陷入迷茫。因为，严格说来，这两种观念、两种研究思路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都有其合理之处，如果被推到极端都可能导致谬误 。对此，我们可能会无所适从。必须依赖于某些根据，我们才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有人说，现代社会科学总的来说接受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因此法学也应该接受这一思路 。这里提到了一种选择的根据，但是这个根据是不可靠的，得出这一结论的逻辑是可疑的。它没有推究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要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更没有解释法学特别是宪法学为什么也要接受这一思路？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最重要的根据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们的价值预期相背离的结果。或许，这在政治哲学方面会体现得更为显明。因为，政治制度跟每个人直接相关，其中存在的问题更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被理解。奥克肖特就从政治理论方面揭示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倾向性。他说，“这种观点（即集体主义政治理论——引者注）认为政府之职责，是向国民灌输一种单一的行为模式，以迫使他们服从这一模式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活动。……确立一种‘共同利益’并迫使国民服从这一‘共同利益’，来创建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利益’与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是否容忍以及有否选择无关，它是一种普遍一致地强加给全体国民的行为模式。” 从整体主义及整体主义导向的社会秩序的价值中“必然引申出强制与控制的概念” 。也就是说，在政治实践中，（方法论）整体主义蕴涵着专制的倾向——为了抽象的“共同利益”可以忽视甚至在“必要时”牺牲具体的个体利益。国家主义是整体主义的最高体现。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着较强的国家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不断强化中央权力，弱化地方势力。在家族与国家关系上，凡是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总是前者要让步于后者。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的利益更是要无条件的让步。” 如果宪政采取国家主义的模式，以国家为宪政化的方向、目标和最高原则，则人们相信“无限政府”是国家富强、统一和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个人和宪法只具有从属的地位。国家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宪政的，它是一种经过化妆的专制主义 。一句话，整体主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专制倾向。
（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专制倾向是内在的，具有普遍意义，并不限于政治领域。例如，在充斥（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们不知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为何物；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经济理论中，“计划经济”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历史理论里，除了领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终极理论外，我们将难觅个人的踪迹。而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整体主义宪法（学）的图景。狄骥以个体主义学说（他称个人主义）系建立在先验与假设基础之上不应被承认、从个体主义原则中推导出所有人绝对平等不符合事实、个体主义学说引出理想的完美的“法”概念违背科学 为由，否弃了个体主义学说，取而代之以“社会法学说”即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他的“社会法学说”指的是立足点从社会到个人、从客观法到主观权利、从社会规则到个人权利的所有学说。这种学说，确认存在一条规则约束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主观权利产生于其社会义务；肯定人是社会中的人，由此人应该服从社会规则，社会规则要求个人对其他人负有义务，个人的权利只是其义务的产物，只是其必须自由和充分地履行社会义务的权力 。这一图景的根本特色是以义务为本位：人们“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是因为，作为社会中的人，他要承担义务” ；自由也“只是完成其社会义务的自由”；甚至所有权也只能被理解成“个人自由完成因其特定地位而肩负的社会使命的权力” 。义务本位必然导向社会本位，个人成为社会的附庸。可见，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离专制仅一纸之隔。
狄骥声称，在法律学以至于人为法方面，“法”的社会主义观念（即社会连带主义而非后来的社会主义）趋向于取代个体主义观念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历史刚好走向了它的反面。正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内在的专制倾向，导致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整体主义在近代历史中的衰落。随着资本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个体主义逐渐繁荣，到今天，个体主义已然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
现代社会是迈向民主、法治与宪政的社会，对专制具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这是现代社会科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宪法学也必须接受这一思路？
笔者认为，宪法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并不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接受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宪法学才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予以接受；相反，倒是因为宪法学及政治学率先接受了个体主义，才导致了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宪法学和政治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也不是随意的，它是建立在宪法及政治实践基础上的。如前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内在缺陷即专制倾向在宪法（学）、政治（学）等实践领域被直观地突现出来。而在现代社会，方法论整体主义使宪法（学）面临着一个悖论：宪法标榜以保障人权为职事，而整体主义的内在缺陷却使这一目标落空。实践昭示，（方法论）整体主义与宪法（学）存在着根本的、直接的冲突。这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在这一领域的退却，并最终导致这一观念和研究方法在整个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为（方法论）个体主义所全面取代。方法论个体主义为宪法学所接受，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这种必然性来自于宪法与宪政的个体指向性。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真正本质存在于其特定的政治功用之中。宪法与宪政的核心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 。因此，宪法与宪政是以公民个体立论的。公民是宪法、宪政中的基石性概念，这一概念建立在公民资格之上，而公民资格通过宪法规定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来界定。平等、独立是公民概念的本质属性。宪法、宪政要全面、彻底实现其价值，它就必须面向每一个公民，给每个公民以平等保障。公民的权利必须是具体的、个别的，它是公民个体的权利；即使那些被赋予团体、组织的权利也最终要还原为公民个体的权利，落实到具体的公民个体。团体、组织的权利在本质上是手段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公民个体的权利。离开独立的公民个体，一切权利都将毫无价值。因此，宪法、宪政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它必然指向个体。个体主义是宪政最真实的起点，也是宪政最真实的终点。宪政从个体主义出发，经由复杂的制度程序及文化的意义投射，又回到了个体主义。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研究思路正是宪法、宪政的本质的必然要求。
其次，这种必然性来自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对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实践优势。仅从理论上看，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确实各有可取之处与不足；但如果把它们放在实践或历史过程中予以考察，则优劣明显。一方面，从个体主义出发设计的宪政制度更能保障公民个体权利。所有宪政制度都以个体为中心来建立，能够更充分考虑个体各方面的情况，一般不会忽视个体的权利。而公民个体正依恃宪政的制度体系，来与国家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相对抗。如从国家角度来设计制度，则以国家或共同利益为中心，必然忽视公民个体的权利，也不能容忍个体与公共权力的对抗。个体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建基于个体主义的宪政制度其发展更具有适应性，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个体具体而确定，因此，方法论个体主义具有实践性。它要求所设立的制度针对每一个体，重视个体的不同经验，这使宪政多采取经验理性主义方式渐进发展，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这方面，英国的宪法提供了极好的例证。而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指导下，宪政多采取建构理性主义方式而呈现为激进式发展，往往伴随着革命等剧烈的社会变革从而导致秩序的崩溃、传统的中断。法国大革命后至1958年宪法的宪政历程是极有说服力的例子。总的来说，渐进性发展是宪政社会的常态，因此，个体主义是宪政的哲学基础。需作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个体主义还在于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两种“从头到尾不相容”的观念和方法。我们只能在二者之中做一选择，而不能采取“折中”或“调和”，所有取折中或调和的态度，实践中最终都必然变成整体主义。
再次，宪法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还得益于个体主义催生了现代民主宪政这一历史事实。从历史看，英国的清教为近代世界民主宪政的兴起做出极大的贡献。1620年5月5日，受英国政府迫害的第一批清教徒在乘坐“五月花号”轮船驶向美洲大陆时就签下了“五月花”公约。“五月花”公约从形式到精神都构成了美国宪法的源头。清教对于民主宪政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即个体主义。其基本原理是：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普通公民，都享有一些天生的不可异化的权利，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帕灵顿指出，恰恰是英国清教这样一股颠覆力量瓦解了传统的政教一统，创造了提倡个体权利的革命哲学。清教在17世纪致力于让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形式适于革命的原理。这关系到要发现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体系，它能公平地使个体的权利适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当然，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并不只是个体主义，还有民主理念，她就在个体主义的身旁，只是她没有个体主义那么引人注目而已。而宪政，则躲在“五月花号”的船舱里，等待着落地生根。清教的个体主义随后在美国《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独立宣言》及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宪法原则，并最终构成了近代西方宪法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主义的这一历史过程，无疑也成了宪法学选择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依据。
对于我国宪法学而言，确立方法论个体主义尤为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讲，我国宪法及传统宪法学是忽视公民个体的，“体现的是国家至上的神韵”，它以国家、国家权力、国家机构为论述重心，忽视公民、公民权利的内容 。方法论个体主义对个体的认识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是整体的基础，但个体非常弱小。二是人的不完善性。在第一个前提，宪政是要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机构及赋予个体以权利，使弱小的个体能够与整体相抗衡，因此，宪政的实质是以个体为本位，在公民与国家、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三）内部视角
1.何为内部视角？
对一门学科的研究大体上都有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内部视角是指从研究对象的内部着手，对其内在的结构要素及诸要素相互之间的关联的研究。它也对这对象以外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但却以进行内部研究时所积累的对象知识、思维方法、分析模式来类比性进行，也即，它往往将对象以外的现象也当作对象的“同类”来进行研究。而外部视角则是将对象放在一个更大背景中去研究，而且在研究中仅仅把这个对象当作背景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一个因素，更多地关注对象与其他部分、其他环节、其他因素之间的差异与关联以及这种差异与关联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
从学科探索的一般进程看，只有通过内部视角的审视才能获得关于对象的系统的“专业化”知识，而“专业化”知识要获得更普遍的意义或者想获得某种程度上具有终极的意义，则必须采取外部视角。在产生的时序上，一般是先有内部视角的“专业化”知识，才进一步要求外部视角的认识。有人说，任何一门学科一经建立，在拥有所谓明确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大量固定的、专门性的专业概念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研究设定了最终的死局。因此，想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摆脱羁绊、寻求任何带有终极意义理解的努力的惟一方式便是“出逃” 。我把这种“出逃”理解为由内部视角到外部视角的转向。但我以为，“出逃”的前提应当是这一学科已然成熟到一定程度——存在一套由专门的范畴体系和完整的逻辑结构组成的自洽的解释理论，能够对对象领域的绝大多数现象进行合理化解释——之后。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它才需要“出逃”，才渴望寻求某种终极的依据作为其理论的依托。如果相反，在内部视角未形成系统的“专业化”知识的情况下，采取外部视角获得的认识则会零散、空洞，无法与“专业化”知识融合。纯粹的外部视角是以“他”学科的眼光来研究这个对象，它忽视了这个对象与他学科的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经由纯粹外部视角形成的知识往往只是各学科共有的一般知识在这个学科中的逻辑推论。这样形成的知识，往往是“永远正确”却又不能确证的“宏大叙事”，我们无法据以建构起系统的、专业化的、精深的理论体系。
“专业化”知识带有技术性特征，而经外在视角获得的“宏大叙事”则具有价值、意义或哲学的特征。总体说来，经外在视角获得的认识，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它可能会对由内部视角获得的“专业化”知识进行某些修正或赋予新的意义，但却不会彻底改变“专业化”知识。由外部视角获得的认识终究要为“专业化”知识所接纳并融入“专业化”知识，才会实现其理论的价值。
诚然，内部视角也可能存在缺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韦伯没有选择“法学教授”或“法律家”作为自己的职业而转向经济学进而以整个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作为自己学术事业的根据地，是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接受的法学教育所获得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无法解决自由主义的衰落、社会主义的成长、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文化悲观主义的蔓延等问题。它表明法学研究方法可能具有某种缺陷，而一种社会理论或许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 。马克思的经历与此相仿。但在我看来，与其说他们意识到法学内部视角的缺陷，毋宁说是他们（特别是马克思）个人的学术志趣与理论抱负导致了他们的转向。如前述，外部视角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总体而言，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刚好形成互补。因此，要对一个学科做全面、深入的考察，就决不能只取某一个视角，而必须从两个视角切入。但对某一具体研究者来说，他可以选择内部视角，也可以选择外部视角，他甚至也可以在两个视角之间游弋不定。
2.强化从内部视角的研究是我国宪法学的当务之急
就宪法学而言，其内部视角是指研究从宪法、宪政的内部展开，揭示其内部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关联及运行规律，它形成的是可以称作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宪法学的外部视角主要是指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对宪法、宪政的研究，它形成的是可分别称作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的理论。对宪法的历史的研究以及宪法学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的边缘性研究，严格说来也是一种外部视角。就我国宪法学的现状看，无论是从内部视角还是从外部视角对宪法、宪政的研究都相当落后。从内部视角看，尚未形成关于宪法、宪政的系统的“专业化”理论，对宪政的研究更是近年才引起学界关注。从外部视角看，宪法哲学、宪法社会学几乎还没有起步。不过，近年对宪法、宪政的历史研究倒是一个热点。
宜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
宜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宜昌市人民政府令第150号
宜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 李乐成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宜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保障医疗安全，维护医疗秩序，保护患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因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发生的争议。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适用本办法。
医疗纠纷的责任认定，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应当遵循预防为主、依法依规、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本市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的领导，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协调解决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本市及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监督管理，督促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做好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
本市及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本市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医疗机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监督和指导，依法维护医疗机构的治安秩序，及时依法查办涉医违法犯罪行为。
本市保险行业协会应当指导保险机构开展医疗责任保险工作。
第七条 医疗纠纷当事人所在单位和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医疗纠纷的处理工作。
第八条 本市及各县市(含夷陵区，下同)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
第九条本市建立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为主体的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
第十条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的宣传教育，弘扬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精神和尊医重卫文明风尚，依法、客观、公正地进行涉及医疗纠纷的新闻报道。
第二章医疗纠纷预防
第十一条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健全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医疗安全责任制度、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责任追究制度。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当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第十三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实验性临床医疗的，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制，设置接待场所，配备专（兼）职人员，接受患者及其近亲属的咨询和投诉,及时解答和处理有关问题。
第十四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书写医学文书，不得以任何理由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相关资料。
第十五条患者及其亲属应当遵守医疗机构的规章制度，如实向医务人员告知与诊疗活动有关的病情、病史等情况，正确认识病情变化和疾病发展的规律，配合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查、治疗和护理。
患者及其亲属对医疗行为有异议的，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妨碍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侵害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报告与应急处置
第十七条本市及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医疗纠纷报告制度。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报告制度的规定履行报告义务，不得瞒报、缓报、谎报。
第十八条 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根据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采取下列相应措施进行处置：
（一）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有关医疗纠纷处理的具体办法和程序；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要求协商的，告知其推举不超过三名代表参加协商。
（二）就发生纠纷的医疗行为组织专家会诊或讨论，并将会诊或讨论意见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
（三）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共同对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进行封存或启封。
（四）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按规定将尸体移放殡仪馆；死者近亲属对死因有异议或者涉及非正常死亡的，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报告，按规定进行尸体检验和处理。
（五）因医疗纠纷影响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的，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警。
（六）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医调委等部门和机构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第十九条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并报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处置医疗纠纷需要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的，应当按照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第二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应当责令医疗机构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必要时派人赶赴现场指导、协调处置工作，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法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制定涉医应急预案，在接到涉医警情后，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劝阻双方过激行为；对劝阻无效的，应当依法予以制止，控制事态扩大，维护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对在医疗机构停尸、闹丧等经劝阻无效，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等处置措施。
第四章医疗纠纷处理
第二十二条医疗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但医疗纠纷赔付金额在一万元以上（含本数，下同）的，参保医疗机构不得自行协商处理。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可以申请医调委调解医疗纠纷，但索赔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先行共同委托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或者医疗事故鉴定，提供鉴定结论。
第二十四条医调委应当承担下列职责：
（一）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
（二）依当事人申请调解医疗纠纷;
（三）向卫生、司法行政等部门报告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情况；
（四）分析研究医疗纠纷发生、预防和调解情况，向医疗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提供咨询服务；
（五）本市及各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五条医调委的人民调解员应当公道正派、热心于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医疗、法律专业等相关专业知识和调解工作经验。
第二十六条医调委应当建立由相关医学、药学和法律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库，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工作提供技术咨询。
第二十七条医调委对当事人提出的医疗纠纷调解申请，应当进行初审，在三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予以受理，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医调委受理调解申请后，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医疗纠纷调解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调委不予受理：
（一）一方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已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处理的；
（三）一方当事人拒绝医调委调解的；
（四）已经医调委调解终止，一方当事人再次申请调解的；
（五）因非法行医引起纠纷的。
已经受理的医疗纠纷调解申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医调委应当终止调解，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九条医调委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后，应当指定一名人民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并可以根据需要指定若干名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当事人在调解开始前对人民调解员提出回避要求的，由医调委及时更换。
双方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律师或其他代理人参与调解活动。被委托人应当向医调委提交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
第三十条 医调委应当自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双方当事人了解相关情况，并予核实、评估。
在医疗纠纷调解过程中，人民调解员需要查阅病历资料，或者向有关专家和人员咨询、询问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给予配合。
第三十一条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调解医疗纠纷，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耐心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三十二条 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经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医调委印章后生效。
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医调委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终止调解，但因鉴定等法定事由所需时间以及发生不可抗力情形的除外。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解期限的，医调委和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最长不超过六十日的期限；超过约定期限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终止调解。
医调委终止调解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可通过行政处理、诉讼等程序解决医疗纠纷。
第三十四条医疗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医疗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或医调委不再受理其处理或调解申请；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或调解。
第五章医疗责任保险
第三十六条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及附加医疗意外保险。提倡非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提倡医疗机构在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时一并参加涉及公众责任的各类保险。
第三十七条 保险机构承保医疗责任保险，应当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合理拟定保险费率。
第三十八条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其保险费用从医疗机构经营收入中列支，按规定计入医疗成本，但不得提高现有收费标准或者变相增加患者的负担。
第三十九条医疗机构申请保险理赔，应当如实向保险机构提供医疗纠纷及处理的有关情况。保险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
第四十条医疗纠纷当事人协商达成的协议、医调委调解达成的协议、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作出的调解书或生效判决，保险机构应当按保险法的规定和医疗责任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第六章违规处理
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一）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未按规定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和医疗风险的；
（三）未按规定经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实验性临床医疗的；
（四）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
（五）未制定或执行有关医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的；
（六）未按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重大医疗纠纷的；
（七）其他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 患者及其相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一）聚众封堵医院通道及大门，阻碍人员、车辆出入，或占据医疗机构诊疗、办公场所，寻衅滋事的；
（二）拒绝、阻挠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殡仪馆，经劝说无效的；
（三）在医疗机构拉横幅、设灵堂、烧纸钱或张贴大字报等，经劝说无效的；
（四）阻碍医务人员依法执业，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或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
（五）破坏医疗机构的设施、设备或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的；
（六）其他影响医疗机构正常医疗工作秩序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医调委及其人民调解员在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中，严重失职或者违法违纪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推选或者聘任单位予以罢免或者解聘。
第四十四条卫生、司法行政等部门和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六条驻宜部队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2年12月31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