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 劳动者； 劳动力 ；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正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与低贱的劳动到给予法律肯定和人文关怀之“新装”的劳动权，从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之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凸显了社会人的价值重估与人本位之理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调衡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不断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权之动态表现——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曾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地位“下贱活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
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
第二：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
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
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权之载体——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的问题，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笔者认为，这是有背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歧视之嫌。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权之基点——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或显性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四、劳动权的历史渊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3月30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4年5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2004年6月17日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2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对《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在市城市规划区内取用地下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市城市管理部门依据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实施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和管理。”

二、第二十条第四款修改为：“取水、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安装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量设施。”

三、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采砂、取土等活动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或恢复原貌，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删去第三十八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本）

（1997年8月1日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8年8月29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3月30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2004年5月2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水资源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水资源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的水，属于集体所有。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城市发展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必须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

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水资源的管理工作，具体职责为：

（一）组织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

（二）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水中长期供求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统一调配城乡水资源；

（三）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的征收；

（四）组织、指导和监督节约用水工作；

（五）组织开展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推广工作；

（六）负责查处违反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市城市管理部门指导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资源，并有权对破坏水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和制止。

在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节约用水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

第七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并按照规定权限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和评价。

第八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按流域或区域进行统一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相协调，兼顾各地区、各行业的需要。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含城市供水水源规划、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等）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的变更，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核准。

甬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以及其他涉及跨县（市）、区引水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和有关县（市）、区编制。

第九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农业、工业用水和航运需要。

第十条 开发利用地下水，应当按照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要求，实行总量控制，限量开采。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地下水年度可开采总量、井点总体布局和取水层位，划定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

第十一条 鼓励在统一规划下多渠道投资开发利用水资源，兴建引水、蓄水等供水水源工程。

由投资者自行筹资、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供水水源工程及引水工程，按省、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工程，必须进行地质环境、生态环境、水环境和防洪影响评价，必须按照取水许可管理规定，办理取水许可审批手续后，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审批手续。涉及取用地下水的，应当提交有资质的技术部门的水文地质勘察资料；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取用地下水的，还应当征求城市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蓄水、引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兴建建设项目，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或航运水量有不利影响的，以及经批准使用水域进行建设的，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采取补救措施或给予合理补偿。补偿费按当地新建替代工程造价计算，列入建设项目工程概算。

第三章 用水管理

第十四条 全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实行计划管理。市城市供水区（含市辖区和奉化市属奉化江流域的部分地区）水中长期供求计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县（市）、区制定，报市人民政府计划主管部门审批，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市城市供水区以外地区的水中长期供求计划，由当地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计划主管部门审批，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十五条 跨县（市）、区及市城市供水区的水量分配、调度计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有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进行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市城市供水区以外地区的水量分配、调度计划，由当地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水量分配、调度计划是供水调度的基本依据。有调蓄任务的水工程，应按经批准的水量分配、调度计划或编制部门的调度指令进行蓄水放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拒绝执行或任意改变水量分配、调度计划。

因特殊干旱等情况造成水量不能满足供水计划时，各级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机构按照规定权限报经批准后，可以对辖区内水量分配、调度计划进行临时调度，各取水、用水单位必须服从，各水工程管理单位必须执行。

第十六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指导和监督本辖区的节约用水工作。

城市节约用水的管理，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农业灌溉节约用水规划和计划，完善农业灌溉工程的改造配套和渠道防渗设施，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合理制定用水定额，减少耗水量。

各级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城镇自来水用户的节约用水管理工作，制定城镇节约用水考核指标及具体措施，加强对供水、用水设施的管理，减少水的漏损量。

鼓励采用先进节水技术，降低水的消耗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用水单位有条件利用海水的，应当积极利用海水资源。

第十七条 凡利用水工程或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溪流、渠道、湖泊、水库取水或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除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申请或免予申请取水许可证的以外，均应当执行取水许可制度，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向取水口所在地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

第十八条 下列取水，经取水口所在地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水许可预申请、取水许可申请和发放取水许可证：

（一）跨县（市）、区行政区域取水的；

（二）从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水利工程取水的；

（三）自来水日取地表水量二万立方米以上五万立方米以下和其他日取地表水量一万立方米以上二万立方米以下的；

（四）日取地下水量一千立方米以上五千立方米以下的。

在市城市规划区内取用地下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市城市管理部门依据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实施取水许可审批、发证和管理。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取水许可证持有人的取水量进行调整、核减或限制：

（一）因自然原因，水源不能满足正常供水的；

（二）公共事业和社会总需水量增加而又无法另得水源的；

（三）地下水严重超采或因地下水开采引起地面沉降加剧的；

（四）产品、产量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使取水量发生变化的；

（五）出现其他特殊情况的。

调整、核减或限制取水，除特殊情况无法提前通知外，应当提前通知取水许可证持有人。

第二十条 持有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编制年度用水计划，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取用城市规划区内地下水的，应当将年度用水计划同时抄报城市管理部门。

城市供水单位及其计划用水单位，应当编制年度供水、用水计划，报城市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

取水、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安装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量设施。

第二十一条 持有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除国家规定免缴外，均应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水资源费。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应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

水资源费、水费的收取、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用水单位未经批准超计划用水的，实行超额加价收取水资源费、水费的办法：

（一）超过计划用水量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含百分之二十）的，其超量部分按现行标准的二倍收费；

（二）超过计划用水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含百分之三十）的，其超量部分按现行标准的三倍收费；

（三）超过计划用水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四十以下（含百分之四十）的，其超量部分按现行标准的四倍收费；

（四）超过计划用水量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其超量部分按现行标准的五倍收费。

第二十三条 地区之间发生用水纠纷，应当协商处理；协商处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在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用水纠纷时，有权采取临时处置措施，当事人必须执行。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资源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然植被，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从事生产建设和其他活动时，不得污染和破坏水资源，不得损坏各种水工程和供水、取水设施。造成水资源污染或破坏的，必须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限期恢复；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 开发和利用地下水，必须维持开采与回灌补给平衡，防止地面沉降，防止水源枯竭和海水入侵，回灌水质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防止水质恶化。

地面沉降地区应根据地下水、地面沉降观测资料，确定年度开采总量和回灌总量，严格限制开凿新井。

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应严格按规定开采与回灌；加强对地下水水位、水量、水质的监测，掌握变化趋势，建立技术档案，协助和配合地质环境监测部门的监测工作，并对地下水和地面沉降监测点进行保护，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城市管理部门的指导。

第二十七条 对水资源有影响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水环境影响评价；需设置水污染防治设施的，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第二十八条 对重要的河流、水域实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浓度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

在水库、渠道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排污单位在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之前，必须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九条 在依法划定的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和设置新的污染源，原有的排污口和污染源必须限期治理或迁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执行水量分配、调度决定的，由各级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机构责令其按水量分配、调度决定执行；对他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擅自取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停止取水，对已取用水量按超计划用水量收取水资源费、水费。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依法注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超计划取水的；

（二）未在规定期限内装置计量设施的；

（三）拒绝接受用水计量检查，拒绝提供取水量测定数据等有关资料或提供假资料的；

（四）拒不执行取水量核减或限制决定的；

（五）将依照取水许可证取得的水，非法转售的。

未在规定期限内装置计量设施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罚外，并可按该取水工程的设计取水能力或设备铭牌取水能力收取水资源费、水费。

拒绝接受用水计量检查的，除按第一款规定处罚外，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水资源费、水费应当按规定期限和标准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每超过一个月，加收百分之五的滞纳金；经催交仍不缴纳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供水单位可以作出责令限期缴纳的决定，并有权限制取水或供水，直至停止取水和供水；对拒不执行限期缴纳决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污染水资源，对他人生产、生活造成危害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处罚；造成水量损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向责任单位收取水量损失补偿费。

第三十五条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采砂、取土等活动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或恢复原貌，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对拒绝、阻碍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辱骂殴打执法人员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