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判例
内容提要: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排除所有非法证据，为此，法律应明确哪些必须排除，哪些可以不排除。然而，法律规定的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人们不能奢望立法者制定出包罗万象且尽善尽美的法律规则，因此只能由司法者在实践中面对具体案件时进行解释性适用，而司法判例就是这种适用的最佳方式。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还是从查明事实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必要的。近年来，笔者主持了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在各类证据中，被告人的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选择“被告人口供”是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的一种证据的调查对象占37％；选择“刑讯逼供”是最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供述的因素的调查对象占60％；在分析的50起已经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嫌杀人的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同时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占94％。这表明，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1]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以刑讯逼供为主要目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刑事错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包括两项基本内容，或者说，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非法证据的界定，即什么是非法证据；第二是非法证据的处分，即是否排除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但是立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或灵活性，从而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非法证据界定的模糊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等于说要排除所有非法证据，在世界上那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完备的国家，非法证据也并非一律排除。因此，笔者先讨论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再讨论非法证据的处分问题。
顾名思义，非法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使用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2]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违反这条规定获取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表述，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至于这两条规定之间的差异，笔者在后面还会讨论。第二，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收集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按照这条规定，如果讯问不是由侦查人员进行的，或者讯问时只有一名侦查人员的，或者没有按规定在看守所内进行的，所获得的口供就属于非法证据。
初看起来，上述非法证据的界定是明确的，但是仔细考究，又会发现其中还有模糊之处。例如，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威胁、引诱、欺骗？什么是其他非法的方法？由于法律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或说明，人们只能按照常识来解释甚至揣测。然而，人们的常识可能并不一致，揣测可能大相径庭，于是在认定非法证据的时候就会出现莫衷一是和标准不一的现象。例如，有人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有人则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有人认为“精神折磨”也属于刑讯逼供，有人则不以为是。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公布的“刑诉法司法解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3]但仍有模糊之处，因为它并未列举构成“精神折磨”的具体方法。
在具体案件的审讯中，人们对于方法、手段的合法性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赵作海冤案中，侦查人员昼夜连续审讯，而且在赵作海昏昏欲睡时在其头顶放鞭炮。这种方法是否属于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在审讯时对赵作海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我就开车拉你出去，在车门一脚把你跺下去，给你一枪，就说你逃跑。这是不是威胁？[4]在佘祥林冤案中，由于佘祥林在承认杀妻之后不能正确说明杀人的过程，侦查人员就提示说，就算你把尸体沉在水中，我们把水塘的水抽干，也能把尸体找出来。这是不是引诱？[5]众所周知，许多侦查人员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都会对犯罪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是不是欺骗？
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律语言应该具有精确性，以便社会成员明确地知晓法律的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语言的精确性程度就标志着立法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然而，社会情况是复杂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规定要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持续的生命力，其语词就不得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国际法律语言学协会第四任主席约翰·吉本斯教授指出：“因为这些（法律）文件是如此具有影响力，所以他们在措词上的准确无误十分重要。如果它们的措辞过于严格，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一些不适当的、不必要的限制。如果它们在措词上过于宽松，则又可能会让一些令人生厌的行为获得认可或导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根据巴提亚（Bhatia）（1994），精确（precision）是法律文件的独有特征得以形成的驱动力量。精确不一定就意味着极度清晰—它也可能包括采用适当程度的模糊性或灵活性。”[6]中国也有专家指出：“有时，人们把模糊性看成一种物理现象。近的东西看得清，远的东西看不清，一般地说，越远越模糊。但是，也有例外情况：站在海边，海岸线是模糊的；从高空向下眺望，海岸线却显得十分清晰。太高了，又模糊。精确与模糊，有本质区别，但又有内在联系，两者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也可相互转化。所以，精确性的另一半是模糊。”[7]
法律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一般来说，法律语言的主要含义应该相对明晰，而边缘含义则可以相对模糊，或者，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例如，上文所说的“刑讯逼供”，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语词含义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遇到特殊情况时，这个语词又具有了模糊性。《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其他非法的方法”确属模糊概念，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司法实际情况的复杂多样，只好采取这种模糊处理的方法，因为语言的模糊性可以保证其适用的普遍性。至于这种模糊性是否合理或必要，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灵活性
立法机关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面临不同的价值选择。如果单纯考虑打击犯罪和查明事实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越少越好。如果单纯考虑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是越多越好。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必须努力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重价值取向中寻求平衡。基于多种价值观念的考量，世界各国一般都对非法证据采取区别对待的处分方式。这就是说，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既不一律排除，也不一概采纳。这有几种情况：第一，区别对待不同种类的非法证据，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区别对待不同程度的非法取证，例如，严重违法或严重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法或轻微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区别对待不同种类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例如，一般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恐怖、暴力等严重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则可以不排除。
采取区别对待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另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的。例如，按照英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非法获得的证据分为“法定不可采纳”和“法官自由裁量不予采纳”两种。前者一般指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后者指警察以欺骗等不太严重的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欧盟国家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刑事大法典》（Corpus Juris）建议稿，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违法取得的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如通过刑讯逼供或违法搜查取得的证据；第二类是违规取得的证据（irregularly obtained evidence），如违反律师在场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第三类是不当取得的证据（improperly obtained evidence），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谎称在实施犯罪的手枪上已发现了他的指纹印，从而获得了嫌疑人认罪的口供。[8]如此区分的目的是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的非法证据。对于第一类，欧盟成员国一般都要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对于第二类，欧盟成员国可以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也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对于第三类，欧盟成员国都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对于可以采纳的非法证据还采取了降低证明力的处分方式。2010年出版的《欧盟国家在刑事案件中跨境收集和使用证据》一书的作者曾经对欧盟成员国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各国法律的规定是把非法证据作为不可采纳的证据还是作为应该降低证明力（reducing itsprobative value）的证据。该书作者把有关规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绝对无效规则或严格禁止性规则，即明确规定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纳；第二类是相对无效规则或贬损可靠性规则，即规定某些证据的非法性会影响到证据的可靠性。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80-90％的成员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规则；在80％的成员国中，第一类规则都属于制定法规则（statutory rules），其他国家则包括学理性规则（jurisprudential rules），而第二类规则多属于学理性规则。对于那些贬损可靠性的非法证据，有些国家规定自由裁量排除，有些国家允许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信息（steeringinformation）使用，有些国家允许作为佐证使用。该书作者还就欧盟各国针对外国获取的非法证据的规则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还表明：7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某些非法证据绝对无效；8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非法证据会贬损证据的可靠性。[9]
美国还通过判例法确认了另外一种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即“有限采用”。哈里斯诉纽约州案（Harris v. New Yor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66年1月4日和6日，纽约市一名便衣警察连续两次从一个名叫哈里斯的人手中购买了毒品。1月7日，警察逮捕了哈里斯。当时最高法院尚未出台“米兰达规则”，所以警察在讯问中没有告知哈里斯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警察向哈里斯出示了颇有份量的证据并为其分析了认罪与否的利弊，哈里斯便承认了自己的贩毒行为，并且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然而，当该案提交法庭审判的时候，米兰达规则已经问世。于是，哈里斯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便要求法庭排除该讯问笔录，不过，公诉方很爽快地同意不在审判中使用该证据。
在法庭上，公诉方传唤的证人主要是三名警察。第一名是向哈里斯购买毒品的侦探，其证言证明他从被告人处购买毒品的事实经过；第二名是在该次秘密侦查行动中负责联络的警察，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确实从哈里斯处购买了毒品；第三名是负责化验的警方技术员，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从哈里斯处购买的物品是海洛因。随后，辩护方决定让哈里斯作为辩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哈里斯承认自己认识那名便衣侦探，但是否认曾经向其出售毒品。接下来，当检察官对哈里斯进行交叉询问时，那个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讯问笔录问题又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
为了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靠，检察官要求法庭允许他使用那份讯问笔录对被告人进行盘诘，但辩护律师坚决反对，声称那是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在诉讼大门之外。法官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裁定，公诉方可以在交叉询问中使用那份笔录，但不得将其交给陪审员传阅。于是，检察官援引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时的供述来质疑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哈里斯承认他曾经接受警察的讯问，但是声称他不记得曾对警察说过那些话。不过，他也没有提出警察在讯问时使用过逼供的行为。在法庭调查的最后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向陪审团强调了那份讯问笔录的问题。当然，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检察官强调那份讯问笔录足以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信；辩护律师则声称那份笔录本身存在违法性，不足为凭。最后，法官指示陪审团在评议过程中只能在被告人的可信度问题上考虑该讯问笔录，绝不能把该笔录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无贩毒行为的根据。经过评议，陪审团判定哈里斯有罪。
哈里斯不服，提出上诉。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69年进行审理并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哈里斯认为纽约州法院的裁定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请求最高法院调审。1970年12月17日，最高法院就哈里斯一案举行听证。1971年2月24日，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法庭起草裁定意见。他指出：“每个刑事被告人都有权作证为自己辩护，或者拒绝作证。但是这种特权不能被解释为包括作伪证的权利。既然自愿出庭作证，上诉人就有义务真实并准确地进行陈述，而公诉方在本案中所做的无非就是使用了对抗式程序中传统的证言核实手段。既然被指控者曾经向某个第三人做出过内容不一致的陈述，那他就很难争辩说对方不能以交叉询问和质证的方式将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提交陪审团。米兰达规则所提供的保护不能被滥用成在辩护中提供伪证而且不会面临与先前不一致话语对证之风险的许可证。因此我们裁定，使用上诉人早先作出的不一致陈述对其可信度进行的质疑是恰当的。”[1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执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实际上该规则还具有口供采纳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凡是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后获得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得的口供就必须排除。最高法院在哈里斯一案中所做的裁定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正，使原本完全不具有可采性的非法证据具有了“有限的可采性”—执法人员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口供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但是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当庭陈述进行质疑的依据。
中国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思路也是区别对待，这在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体现。如前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了界定。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据此，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采取了两分法：第一类是法律明确列举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相当于法定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采用刑讯方法获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讯或威胁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第二类是可经补正或解释后再决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证据，类似于自由裁量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和书证。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规则的灵活性，但是也给该规则的适用带来了难题。
首先，上述规定中的一些语言具有模糊性。例如，什么是“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或“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什么是“补正”及如何“补正”？什么是“合理解释”？其次，上述规定“遗漏”了一些非法证据，例如，收集证据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试验笔录等。再次，上述规定中关于某些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不够明确。例如，“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含义究竟是不能采纳还是不能采信？《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其第19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20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2）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般原理，排除的含义是不可采纳，即不能进人诉讼程序。“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却具有不能采信的含义，容易让人理解为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但是其证明力应该贬损。
作为规范司法活动的法律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可预测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明确性是核心，因为它是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明确性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高；明确性弱，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低。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标志着立法技术的水平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尽可能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表述。然而，受概念的模糊性和语词的多义性以及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则往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或开放性，即主要含义的相对明晰伴随着边缘含义的相对模糊，或者说，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另外，为了满足普遍适用和长期适用的要求，法律规则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使用“等”之类模糊化表述方式，也是无奈之举。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通过之后，立法机关的有关领导曾解释说：“对于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予以排除，有的建议对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明确予以排除。经研究考虑：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证言也是非法的，也应当禁止，但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影响较大，重点应当排除的主要是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明确列举，体现了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11]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这种灵活性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就会使规则的适用陷入难以统一的境地。下面，笔者仍以欺骗取证为例。
武汉市城市规划条例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城市规划条例
（2006年4月26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6年5月26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0年9月15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制定和严格实施城市规划，实现本市城市建设发展战略目标，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全市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区人民政府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和配合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城市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审议下列事项：
（一）城市总体规划、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市级近期建设规划、分区规划；
（二）重点镇和中心镇及其他重点发展地区规划以及专业规划；
（三）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了派出机构的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名胜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法定图则；
（四）重大项目规划和重点地区建设项目规划；
（五）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事项。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为规划审批与决策的主要依据。
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的组成、议事规则等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五条 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是本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规划管理。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该派出机构按照规定权限负责指定区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未设立派出机构的区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
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城市规划管理相关的工作。
第六条 城市规划是进行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本市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规划管理。经依法批准的城市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七条 城市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遵循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优化和完善城市功能，保护人文和自然资源，改善城市环境。
第八条 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体现滨江、滨湖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重点保护山体、江河、湖泊、旧城风貌区、文物、优秀历史建筑及其他具有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保护价值的区域。
第九条 城市建设应当遵循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合理拓展城市空间，符合城市设计的基本要求，塑造优美的城市景观。
在旧区改建中应当注重疏解人口，降低建筑密度，增加绿地和公共空间。
第十条 本市城市规划管理实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制度。
第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章 城市规划的制定
第十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及详细规划。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城市规划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技术规范，并以上一层次城市规划为依据。
第十三条 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第十四条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城市性质和规模，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城镇地区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及交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生态环境、市政公用设施、防灾等专业规划的基本框架以及实施城市规划的基本措施。
专业规划由专业主管部门根据总体规划确定的原则编制，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协调，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纳入总体规划。
第十五条 分区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六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了派出机构的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名胜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未设立派出机构的区建制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区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城市重点地区编制法定图则，对土地利用性质、开发强度、配套设施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法定图则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后由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法定图则是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强制性内容的具体规定，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同等的效力。
法定图则编制的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 法定图则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修改的，应当报经武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并按照法定程序报批。
第十九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建设单位根据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了派出机构的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名胜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派出机构审批；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未设立派出机构的区重要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余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图则和专业规划在报批前，组织编制单位应当向社会公示规划草案，公示时间不得少于20日，并应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公众的意见。
前款规定的规划，经批准后应当向社会予以公布。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市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的，应当进行充分论证，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对总体布局作重大变更的，应当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并按照法律规定程序报批。
经批准的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业规划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二十二条 承接规划编制任务的设计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资格，并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章 山体、江河、湖泊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保护
第二十三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编制城市规划区内长江、汉水两岸重点保护地段的法定图则，体现滨水城市特色。
园林、林业、水务、文物、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别组织编制山体、江河、湖泊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规划，明确保护措施和保护要求。
第二十四条 山体、湖泊的权属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山体、湖泊保护规划的要求，依法保护和利用山体、湖泊。
第二十五条 山体、湖泊水域内除按照规划建设园林小品及相关市政公用设施外，禁止建设其他任何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选址临近山体、湖泊的，其用地应当位于公布的绿线、水域线以外，不得占山填湖、破坏自然山体形态。
山体、湖泊和长江、汉水两岸周边建设控制地带应当预留绿化带、公共通道，控制视线通廊；周边建设项目的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应当予以严格控制，其建筑风格、建筑色彩应当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二十七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划定旧城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建设项目选址临近或者位于旧城风貌区、临近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历史建筑的，其使用性质、建筑风貌应有利于彰显城市传统风貌和文化氛围。
因特殊原因确需拆除或者复建优秀历史建筑的，应当由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提出，经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八条 在旧城风貌区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时，应当在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与旧城风貌相协调，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持或者延续其原有的道路格局和景观特征。
在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应当在使用性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优秀历史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优秀历史建筑的正常使用。
第四章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第二十九条 各项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和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体现集约用地的原则。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条 建设项目的选址涉及防火、防洪、排水、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公用设施、环境保护、国防设施、人民防空、卫生防疫、风景名胜、旧城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优秀历史建筑、机场净空、信息管线、通信设施以及基本农田、林地、湿地等，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选址确需调整城市规划的，应当对选址进行规划论证，编制规划论证报告，并按照规定程序调整规划。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又无有效解决措施的地区，应当严格控制审批新建项目。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土地使用性质、面积、范围和建设强度。确需调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三十四条 因建设工程施工、急需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到有关部门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临时用地使用期不得超过两年。确需延长使用期的，必须按照规定重新办理有关手续。临时使用期满，建设单位和个人必须无条件、无偿退出临时用地。
禁止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第五章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第三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建筑物的高度、体量、风格等应当符合城市设计要求，并与城市整体景观相协调，其建筑间距、建筑退让、建筑立面设计、建筑色彩、环境设计等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划管理的技术规定。
第三十七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时，应当在建筑的布局、体型、朝向、通风和绿化等方面综合考虑能源利用和建筑节能效率。
第三十八条 建设工程设计涉及文物保护、环境保护、市容环卫、卫生防疫、园林绿化、国防、人防、消防、燃气、电力、抗震、防洪、排水、河港、铁路、航空、邮电、道路、交通、管线工程、地下工程、测量标志、优秀历史建筑等，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应当根据城市开发建设需要，按照综合协调、超前规划、配套建设的原则和先地下后地上的顺序进行。城市建设有关管理部门在安排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工程项目时，应当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同步建设。
新建城市道路时，市政管线应当与道路建设同步进行，并敷设于地下；现有道路进行改造时，除电力馈线外各类架空线应当逐步改建入地，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因工程建设需要可以在用地红线范围内修建临时工棚、围墙或者其它临时建筑物、构筑物，但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当无条件拆除。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因特殊情况暂时不能按照规划修建需在局部地段临时修建的，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临时建筑不得改变使用性质，不得转让、出租。
第四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设工程,应当按照相关规范和规定设置相应容量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
第四十二条 重要地带城市雕塑及其他大型构筑物的布点及其环境设计，应当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确需变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分期实施的建设项目在部分建成后，确需修改已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的，建设单位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已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使用性质；确需变更的，应当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五条 建设工程的勘测、设计应当根据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用地红线、规划设计条件以及国家、省、市相关设计规范和规划管理规定进行。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规划验收。符合下列条件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15日内发放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一）建筑物位置、立面、高度、层数、面积、色彩、使用功能等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要求；
（二）用地范围内应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临时设施已拆除；
（三）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完成相应的工程；
（四）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其他要求。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的，不予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不得投入使用。
第六章 城市规划管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联合办公制度，集中办理规划许可和与之相关的行政许可工作，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当事人。
第四十八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办事程序，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受理条件。
第四十九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了派出机构的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的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或者由其派出机构按规定权限核发。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未设立派出机构的区除重要建设项目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外，其他建设项目由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五十条 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持申请报告、拟建设项目情况说明、地形图和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根据城市规划和有关规定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规划的，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并提出规划设计要点；不符合规划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5日内审查完毕。
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之日起一年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又未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延期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自行失效。延期申请应当于期满一个月前提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延期。
第五十一条 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持申请报告、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或者核准文件）、地形图及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请后，根据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和有关规定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规划的，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提出规划设计条件；不符合规划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5日内审查完毕。
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又未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延期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延期申请应当于期满一个月前提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申请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延期。
第五十二条 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持土地权属证明文件、地形图、规划设计方案及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大型或重要地段的建设项目，申请人应当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两个以上不同设计单位完成的规划设计方案；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完毕；
（三）规划设计方案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向申请人发放规划（建筑）方案批准意见书；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四）申请人根据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委托设计单位进行建筑施工图设计，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施工图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
（五）经审查符合规划要求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建筑核位红线，经有资质的测绘单位按照城市道路坐标、控制高程和红线图现场定位放线后，在10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审查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自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未开工，又未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延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延期申请应当于期满一个月前提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延期。
第五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章规定的实施行政许可的条件、程序、期限，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向社会予以公布。
第七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五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城市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城市规划的实施情况。
第五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举报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举报应当受理，并及时组织查处。
第五十六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在对城市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有权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城市规划的行为。
监督检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监督检查工作，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活动。
第五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醒目位置，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内容予以公示。
第五十八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规划执法巡查、检查制度，对发现的违法建设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严格查处。
第五十九条 城市规划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通过政府网站等形式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
第六十条 城市规划、城市管理执法、建设、房产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执法通报制度，对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属于其他执法部门管辖的违法事项，应当及时通报相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受理，并及时查处。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机关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六十二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并处以违法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罚款。
第六十三条 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有下列严重影响城市规划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一）压占规划道路、山体、湖泊保护等规划控制用地的；
（二）影响城市消防、防洪、抗震、人防、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安全的；
（三）影响城市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军事设施正常运行的；
（四）妨碍机场净空、微波通讯通道及压占供电高压走廊的；
（五）其他经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
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其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并处以违法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八十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 擅自改变临时建筑使用性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拆除。
第六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将未取得规划验收合格证的建设工程交付使用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 擅自变更建筑物使用性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改变使用性质部分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一百元至三百元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收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作出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也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予以协助。
第六十八条 违反城市规划使用土地或者进行建设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对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十条 越权审批、违反规划审批以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审批的，其审批行为无效，依据该批准文件进行的建设按违法建设处理。
违法审批造成经济损失的，违法审批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法审批单位赔偿损失后，应当依法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违法审批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七十一条 市、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或者不当履行管理职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规定予以追究：
（一）对于违法建设查处不严、处罚不力、规定时间内不予结案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未及时发现、查处违法建设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对举报的违法建设调查处理的；
（三）为违法建设办理权属、证照等登记的；
（四）越权审批、违反规划审批以及其他违法审批行为造成违法建设的；
（五）其他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管理职责的行为。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许可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七十三条 军队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1991年3月1日武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1991年5月30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