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依法行政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曲宇辉）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的发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学习、贯彻《纲要》是摆在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纲要》的内容很多，本文就其中依法行政应把握的几个问题，谈点体会。
一、依法行政是对管理者自己而不是对管理对象的要求
行政权是行政机关行使的公共事务管理权。行政的含义是执行，就是执行法律法规。有人说管理就是管“你”，就是管“百姓”，依法行政就是依据法律法规去管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基本要求是依法行使公共事务管理权，因此，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的要求，是对管理者的要求，而不是对管理对象的要求。
推进依法行政，一要认真学习、领会《纲要》的精神实质。《纲要》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经验，针对我国依法行政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总章程。二要全面贯彻、落实《纲要》的各项内容。《纲要》按照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从政府职能转变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法律实施、科学民主决策和政府信息公开、社会矛盾解决机制、行政监督、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等七个方面，对如何推进依法行政，制定了行为规划，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行动纲领。三要深入、广泛地宣传《纲要》。依法行政虽然是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但也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法制是人类的追求，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公众的参与和配合，既包括以各种法律规定的手段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也包括自觉以法律为准则，依法从事各项活动，配合行政管理各项工作。公众的参与和配合，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得以全面推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
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是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具体有三项衡量标准。
1、是否做到职权法定。职权法定即行政权法定，只有法律法规才能设定行政权。这里要注意法律法规设定行政权与政府设置行政机关行政职能的区别。实际上，法律法规是不写具体行政机关的名称的，都是写某某行政主管部门，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至于这些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名称叫什么，或者由哪个具体行政机关来行使法律法规已经设定的行政权，是同级政府的权力，由“三定方案”或者规章、规范性文件来规定，“三定方案”中的一条是定职能，就是定法律法规设定的行政权由哪个具体行政机关来行使。比如，一些大城市把土地和房产管理的行政权放在一个行政机关，这个行政机关就既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又是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县级政府一般不设规划局，把规划行政管理职能放在建设局，这个县建设局就既行使建设行政管理职能，又同时行使规划行政管理职能。
设置行政职能要把握四条。一是依法设置职能，按照法律法规设定的行政权来设置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一些行政机关发一个文件，自己给自己设权，或者给下级行政机关设权，这种设权是无效的和违法的；二是不能职能重叠，一项具体的行政职能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来行使，多头管理的结果往往是有利大家管，无利都不管；三是不能职能空缺，一项具体的公共事务必须有一个行政机关来行使行政职权。《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几种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事项，但没有取消对这些事项的行政监督权；四是不能违法放权，授权要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只能委托。现在许多放权有一个怪现象，不是放自己的权，而是放别人的权，如省级行政机关把市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放给县级行政机关，政府把本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放给下级行政机关。
2、是否做到程序法定。程序法定即行政权的实施过程法定。行政审批事项的申请、受理、审查、听证、决定、变更、撤消和期限等，由相应的法律来规定，如土地审批的程序，由《土地管理法》规定，规划审批的程序，由《规划法》规定。行政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听证、决定、执行和期限等，由《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不按法定程序行政，上了法院，同样是要输官司的。
程序法定对保证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规范行政行为。规范的行政行为有利于保证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不规范的行政行为往往会产生错误的甚至是违法的行政决定。其次是监督行政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是公开的，不公开不能作为依据，老百姓都知道行政程序，行政机关不按照法定程序行政，老百姓就可以去法院告你，去96666控诉你。第三是制约行政行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程序法定，你就不能再设关卡，也不能随意延长期限，有利于高效行政，便民行政，有利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是否做到法律服从。法律服从即下位法服从上位法。依法行政，首先是依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只有在符合宪法和法律，符合上位法时才能作为依据。现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单位，国家出台了法律，不执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不执行，要等等看，等什么，等本级政府和上级部门的贯彻文件下来了，才去执行。“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批示），白头不如口头（电话）”。
2004年11月，浙江省颁发了《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其中的一条责任，是“使用虽没有废止但其中已经自然失效的条款规定，导致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这一条规定的实质，就是要坚持法律服从，下位法服从上位法。
三、依法行政的核心内容
依法行政的核心内容是规范行政权力，是规范行政审批权、行政服务权和行政监督权。
1、在我国说到审批，人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要说清楚究竟什么是审批，搞个法律定义，又很难，法律界也好，理论界也好，各有各的说法。前几年就说要出一个《行政审批法》，争论了几年，最后是出了《行政许可法》，只对“行政许可”作了规范。
《行政许可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行政审批的范畴，既包括了“行政许可”的一部分事项，包括了许多非“行政许可”事项的“批准”、“准予”，如政府对行政机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一个行政机关对另一个行政机关的特定事项的“批准”、“准予”等。若以两个圆圈来分别表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两个圆圈的位置是部分重叠，即某些事项既是行政许可又是行政审批，某些事项只是行政许可但不是行政审批，或者不是行政许可但是行政审批。
2、行政服务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这里所说的“行政服务”不是上门服务、代客打印等纯服务工作，而是指由行政机关职能决定的、其他行政机关、单位、个人不能替代也无权行使的行政服务职能，是具有服务性质的行政工作。笔者个人理解，“行政服务”工作主要有三类：一是前置性审核。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一个具体事项需要A机关审批，但需要B机关作前置性审核或者补充书面资料，对A机关来说，这是一项行政审批事项，对B机关来说，则是一项行政服务事项。二是出具状况证明资料。比如公安出具户籍证明资料，计生部门出具婚育状况证明资料。三是公开社会公共信息。由于行政机关职能不同，它往往独家掌握着许多其他行政机关、单位、个人难以掌握的社会公共信息。
需要强调，行政服务的职能、条件、程序也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定的行政服务工作必须做，而且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能、条件、程序去做。法律法规规定由其他行政机关做的行政服务工作，你也不能越俎代庖。
3、行政监督，即对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行政监督的目的，是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行政监督包括对包括对行政审批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也包括对非审批事项是否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的监督。但在实际工作中，行政监督缺位、错位现象还是比较严重。比较常见的，一是经审批的事项有人监督，未经审批的事项无人监督，出现了“有证经营七、八个部门管，无证经营大家都不管”；二是审批权大家争，监督权想方设法推，说是“齐抓共管”，实际上是只批不管；三是认为《行政许可法》没有规定的就不能去进行监督、检查，以“行政许可”小范畴的行政监督代替行政管理大范畴的行政监督，放弃法定行政监督权。
行政监督有四大特性。一是主动性，行政机关要主动开展行政监督，主动查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行政审批往往是依申请的，但行政监督是主动的，不是不告不理，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举报。该监督不监督，该查处不查处，是行政不作为。二是单向性，只要认定事实清楚，法律法规有处罚依据，就要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行为，不需要处罚对象的同意。行政处罚有告知听证权利的程序，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处罚对象的陈述和申辩意见，防止出现误罚、错罚、乱罚，不是要处罚对象同意行政处罚。三是强制性，处罚对象不履行处罚决定，由法院来强制执行；不按期缴纳罚款，自逾期之日起加处罚款；继续抢建被责令停建的违法建筑，行政机关有权拆除抢建部分的违法建筑。四是可诉性，行政处罚都是可诉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法院起诉，但不是诉期届满行政处罚才生效，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它就有效。诉权和期限必须在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否则几年后人家仍可起诉，法院还可能撤销处罚决定。
《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各级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事项作了清理。但由于对“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行政监督、行政服务的概念区分把握不准，清理错位的也不少。一是把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误作“行政许可”事项清理或者上报要求确认为“行政许可”事项；二是把行政监督误作“行政许可”事项清理；三是把行政服务误作“行政许可”事项清理。以国土资源工作来说，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房屋拆迁核准，是“行政许可”，也是行政审批；农转用报批、土地确权，是行政服务；土地执法监察，查处土地违法案件，是行政监督。
四、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
公开原则、公正原则、公平原则是依法行政的三大基本原则。衡量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行政权的主要标准，是行政行为是否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三公原则”的内涵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
1、公开是保证行政行为公正和公平的必要手段，没有公开就难以监督，就会产生不公正和不公平，甚至产生腐败。行政机关要做好“四个公开”。一是行政权的设定公开，也就是法律法规公开；二是行政权的实施主体公开，也就是“三定方案”公开，行政机关的职能公开；三是行政权的实施程序和实施条件公开，也就是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机关的工作流程公开；四是行政权的实施结果公开，如登报公告，在特定场所公告，网上发布等，都是行政权实施结果公开的具体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是落实“四个公开”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市政府令第202号）的要求，各行政机关要制定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意见、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目录，重点公开行政审批事项、办事程序、必备资料、办事时限、收费标准、政策法规等政府信息。目前我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已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土地登记、探矿采矿、土地执法、地质环境等36项（类）业务工作。下一步还应继续补充完善，主动公开更多的政府信息，并探索编制依申请公开目录和免予公开目录，使依申请公开和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由目前的只有原则性规定，转变为具体的信息目录。
2、公正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也是对行政机关的基本要求。不讲公正，公开就失去意义，不讲公正，公平就难以达到。对一个掌握着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机关来说，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确保公正行政；在实际行政中必须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充分考虑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避免不公正的行政行为。
公正的行政行为，一是要做到对不同的对象同样对待，即外地（外国）企业与本地（本国）企业同样对待，小型（民营）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同样对待，公民办事与法人办事同样对待。同样对待不仅是指适用同样的法律法规，还包括适用同样的实施条件和实施程序。《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中的两个“不得限制”，就是为了防止地方立法中出现歧视性条款，对不同的对象搞区别对待。二是要减少自由裁量权，现代的行政权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对违法占地的行政处罚，可以并处每平方米占地面积30元以下的罚款，罚与不罚，罚25元还是5元，都是行政机关的权力。两件违法情形相同的案件，一个并处罚款，另一个不罚款，或者一个并处每平方米25元罚款，另一个并处每平方米5元罚款，虽然合法，但明显不公正。行政机关代收的规税规费，是国家财政收入，随意减免，增加了其他纳税人的负担，也是一种不公正行为。三是不能把行政权力和部门利益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是要坚持非利益原则。目前虽然实行行政机关“收支两条线”，但很多部门仍在利用手中的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利益。设备、机器的检测要到我指定的单位去做，配件、材料要到我指定的商店去买，服务态度不怎么样，但价格别人高，质量比别人差。有利争着做，无利则不做，利大积极做，利小慢慢做。执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规范秩序、惩治违法，而是多收罚款，以罚款搞创收。
3、公平是行政行为公开和公正的目的，但公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并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行为公平与否，主要是看该行政行为是否公开、公正。结果的公平来自于对行为的公平的推断，行为的公平来自于对行为的公开和公正的推断，即公开和公正的行为，必然产生公平的行为和结果；不公开、不公正的行为，必然产生不公平的行为和结果。
对具体行政行为而言，适用法律法规和实施条件、实施程序的公开、公正，比结果的公平更为重要。土地使用权招拍挂，不同的中标单位有不同的中标价格。大家公认土地使用权招拍挂是公平竞争，但这个公平同样是指因适用法律法规和竞争条件、竞争程序的公开、公正所推断的公平。一个建设工程几家施工单位来投标，要讲结果公平，只能把建设工程平均拆分成几个项目，每家施工单位都分一份。只要不是暗箱操作，对投标人适用同样的法律法规和实施条件、实施程序，做到了公开、公正，我们推断招投标的结果对投标人都是公平的。
五、建立和实行责任追究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行政机关有权力无责任的结果，必然导致权力滥用，违法行政。建立和实行责任追究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责任追究，一是追究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包括追究行政违法行为直接责任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党纪、政纪和经济责任，对行政违法行为造成相对人经济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由行政机关实行经济赔偿（国家赔偿）的同时，并对责任人员实行追偿。二是追究政治责任，对重大责任事故，追究当地党政负责人和上级党政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近几年中，已有不少相当级别的高官被追究政治责任，或者引咎辞职，或者勒令辞职，或者撤消职务，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进步。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探究
何培育 重庆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促成性事由/阻却性事由/商业利益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指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因对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直接损失而由法律明确规定视为侵权的事由。虽然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对知识产权一般侵权要件的补充，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但适用不当也可能成为知识霸权的借口，因此需要在相关的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在认定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时应坚持严格的法定主义。


一、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基本理论问题梳理

（一）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含义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加害他人知识产权而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一般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2）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果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么需要证明侵权行为人存在“过错”以及发生了“实际损害”。[1]与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相联系的还有两个概念：阻却性事由和促成性事由。一般而言，一个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且无阻却性事由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但是，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形，即一个行为本来没有构成侵权，但鉴于该行为对知识产权人的商业利益影响过大，也可以视为侵权。这些情形或事由就是“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指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因对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而由法律明确规定视为侵权的情形。[2]按照传统侵权法理论，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分为三种类型：（1）干涉所有权人法律地位的行为；（2）对财产进行实体损害的行为；（3）对财产进行功能损害的行为。[3]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行为主要是指对财产进行实体的损害，也即违反法律规定而损害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权利的行为，具体是指擅自行使他人“权利”的行为。[4]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所指向的对象并非擅自行使知识产权人专有权利的行为，而是指原本不应被认定为侵权，但根据民法的公平正义理念以及侵权法的填补损害机能，应当将专有权利控制范围之外但损害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的行为视为侵权行为，并对行为人课以侵权责任。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认定采用的是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并以“视为侵权”的立法术语为标志。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著作权法”第87条第5款规定：“以侵害电脑程式著作财产权之重制物作为营业之使用者……视为侵害著作权”。该立法技术并非现代社会所创设，在古罗马的立法中就存在科尔内利法拟制。[5]法律拟制主要通过“视为”或“按……对待”这样的规范结构来解决规范性安排中的一些操作上的难题，主要是为克服法律的呆板性而采取的一种不以事实为转移的决断性措施。[6]其特点是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或者说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种规定处理。在法律拟制的场合，尽管立法者明知X与Y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出于某种目的仍然对Y赋予与X相同的法律效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指出：“由于拟制这种善意的错误，旧规则和新规则之间的鸿沟常常得以跨越。在此，令我们关注的是只要当目的的重要性居于支配地位就会有这种跨越。一旦拟制被掩藏起来，司法活动的原动力也就被封闭了。”[7]同理，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制度价值也在于调和知识产权立法的局限性与商业秩序维护之间的矛盾，以利于市场竞争主体形成正确的判断和采取正确的行动。虽然法律拟制本身会有扩张的倾向并因此受到学者的广泛质疑，但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指出：“这样说是容易的，‘拟制是权宜之计，是科学不应求助的拐杖。’因此马上得出结论：没有拟制，科学照样取得进展。但这是错误的!科学应当借助拟制以避免滑倒，否则干脆别去冒险移步”。[8]由此可见，在当前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尚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认定是弥补基础理论之不足、全面保护知识产权的必要手段之一。

（二）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特征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扩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范围的事由。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提供了依据，符合侵权构成要件且不存在侵权阻却性事由的行为构成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则是将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给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损失的行为通过法律拟制的手段“视为侵权”，从而扩大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范围。

2.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法定事由。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认定有助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但也可能成为滋生知识霸权的温床。因此，认定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应当坚持法定主义。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一般是以法律列举的方式规定，并不包括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事由。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拟制的侵权事由常常构成对强行法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的违反，因此，当事人无权就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进行约定。

3.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事由。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且不存在阻却性事由的，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将原本不构成侵权的行为视为侵权，变更了行为的法律性质，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阻却性事由之比较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阻却性事由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侵权阻却性事由是指排除符合侵权构成要件行为违法性的事实和理由。王泽鉴先生认为，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原则上莫不违法，唯得因某种事由可阻却其违法性，并指出违法阻却事由的6种常见类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无因管理、权利行使与被害人允诺。[9]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理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需要从构成要件和阻却性事由两个方面进行判断。很多行为虽然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由于行为本身具有阻却性事由，因此不被认为构成侵权，不承担侵权责任。而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认定，是为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建立在知识产权特殊性之上的一项特有制度。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阻却性事由彼此独立又相互统一，均是实现知识产权正当保护价值的重要制度。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将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但直接侵害权利人商业利益的行为视为侵权；而知识产权侵权阻却性事由则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免除了特定情形下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行为的法律责任。从效力层面看，阻却性事由的效力高于促成性事由的效力。对于符合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同时又符合知识产权侵权阻却性事由的行为，因其具备正当性，既不构成侵权行为，也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从制度功能来看，两者均是知识产权法实现正当保护价值的核心内容。填补损害系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机能，[10]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正是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的。但是，就知识产权法而言，利益平衡是其宗旨。正是基于利益平衡对知识产权法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贯穿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始终。[11]由此，知识产权法就产生了合理使用、非自愿许可等侵权阻却性事由。从表面上看，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阻却性事由互相对立，但两种制度分别代表了知识产权法的不同法律理念，即既需要赋予商业利益受损的权利人以救济权，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又需要虑及社会公共利益，防止知识霸权。

（四）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间接侵权之比较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英美法系国家知识产权法中的间接侵权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近似。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是指没有实施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故意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或在明知或应知他人即将实施或正在实施“直接”侵权时为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以及特定情况下“直接侵权”的准备和扩大其侵权后果的行为。[12]由此可见，设立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与间接侵权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调整在专有权范围之外侵犯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然而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更加明显，这就决定了我国并不适宜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间接侵权理论。这是因为：

1.从法律传统上看，间接侵权理论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是从具体案例中产生的法律规范，自始便带有浓厚的普通法色彩。按照古代日耳曼法的观念，在诉讼前客观上并不存在明确的法，法是从案件中被发现的。[13]此种法律传统体现在立法中便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关于间接侵权的规定大多由零散的“规则”构成，而判定是否构成间接侵权则需要借助这些从不同案例中引申出来的具体“规则”，如从1984年“索尼案”[14]的判决中形成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规则。[15]但是，这些规则往往是根据某一具体的案情而产生的，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相比，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普遍适用性和稳定性。这一点在“阿莫唱片公司诉纳普斯特案”[16]以及“米高梅等公司诉斯科特案”[17]中得到了印证。在上述一系列的版权间接侵权案例中，每一个案件的争议点都集中在“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规则上，被告无一例外地援引该规则；而法院在确立了“实质性非侵权用途”规则后，又不断地想方设法绕过该规则，使被告最终不能免责。究其原因，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决定了其难以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娴熟地运用侵权法的丰富理论和统一原则对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进行抽象与概括，当新的案例出现时，一些原有的规则被不断修正、废止，而另一些新的规则被法官不断发现。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则与事实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其更具操作性、更便于司法适用，也更容易被修正、废止。一言以蔽之，间接侵权理论的价值目标在于调整具体的行为方式或事实场景，而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则侧重在传统侵权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科学、完整、自洽的制度体系，用于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两种立法取向与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以及思维习惯保持了各自内在的一致性。

2.从侵权法的体系结构来看，英美法系国家“事实出发型”的诉讼理念导致知识产权法典在对不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调整上采取平等对待的立法态度，也即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是两类并列的侵权行为。而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侵权法体系则存在递进式的逻辑关系，[18]以此体系为基础的知识产权侵权立法表现为以一般侵权为原则，以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为例外，只有在不符合知识产权侵权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才援引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法律规定，这种立法模式符合法律制定的科学性原则，便于法律适用。

（五）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之制度价值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是对知识产权一般侵权要件的补充，这有力地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判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是过高还是过低都必须以正当性标准作为参照。按照矫正正义的理论，侵权责任法本质上属于非自愿性的交往准则。申言之，侵权责任法是调整当事人因侵权行为造成利益失衡结果的法律。非自愿的交往规则要求，侵害他人利益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受害人应当恢复失去的东西。矫正正义强调形式公平，对不同的权利同等保护，并以矫正损害为主旨。[19]就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言，正当性标准着重考察知识产权侵权救济的全面性与适当性，以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制度为考察的核心。德国思想家施密特认为：“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建立的仅仅是形式合法性，是漂浮于表层的东西，真正强而有力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实质正当性的追问。实质正当性才是形式合法性的根基，离开对实质问题的探索，形式合法性下的社会秩序就犹如水中浮萍，随波逐流。”[20]

“有损害必有救济”是法律正义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具体要求。判断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否符合正当性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人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后能否得到及时、全面补偿为重要指标。当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仅能解决侵犯专有权利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对专有权利范围之外但对知识产权人商业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无法适用。作为知识产权法哲学基础的激励论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全面的保护，在知识产权人面临不构成一般侵权但对其商业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时，应当赋予权利人主张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救济权利。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通过法律拟制手段将上述情形视为侵权，促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法律适用

（一）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适用条件

知识产权侵权促成性事由的适用应具备以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