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对策

劳教系02普本班 金占余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未成年犯犯罪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掌握了未成年犯的的基本情况，在分析犯罪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并且最终确立了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对策。
[关键词]：未成年犯 教育改造 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令人担忧的焦点问题。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同时也是祖国的希望，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调查，探究其违法犯罪的原因，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教育改造对策，以求帮助未成年犯罪人员矫正恶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一、未成年犯的基本情况
　 （一）违法性。
所谓未成年犯是指已触急我国刑律，受到刑罚处罚的已满14周岁但不满18周岁的人。其违法行为的产生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主要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个体需要与满足需要手段上的认识错误等；就客观而言主要有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等。
（二）犯罪年龄低龄化，在校生犯罪率有所增加。
据有关部门内部资料显示:2001年上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122名，同比2000年增长了65.5%，占未成年犯罪总数的11.3%。随着低龄化犯罪的增加，在校学生犯罪也出现上升。2001年未成年人犯罪中，在校生有252名，其绝对数同比增长27.9%。
（三）类型多样化，手段成人化。
传统的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主要围绕“财、霸、性”，近年来出现了新情况：1.一般成人实施贩毒犯罪，未成年人也有较多参与；2.一般由男性实施的案件，一些女性未成年人也开始涉足；3.青少年犯罪团伙数量惊人增长，未成年人不仅卷入其中，而且成为某些犯罪团伙的核心人物；4.出现了个别模仿社会作案的犯罪现象。
(四)家庭教育不力。
从未成年犯犯罪人员的家庭来看:有的家庭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子女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心理和生理上产生了偏差，有的父母本身文化素质就低，又缺乏教育子女的有效方法，而动辄打骂训斥；有的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而对其放任自流，有的父母双双下岗、经济拮据，疲于奔波再就业而疏于管教；“寄居型”家庭的孩子，父母管不到，亲戚管不了。而另一些独生子女的家庭，对孩子极端溺爱，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思想品德却得不到重视。
(五)文化水平低。
从文化程度来看:未成年犯罪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辍学、流学、退学的现象很常见。据笔者实习期间调查江苏某少管所的100名未成年犯罪人员来看，大部分未成年犯罪人员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其中文盲和小学的占29%，初中的占64%，初中以上学历的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来看，少年犯罪，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学校要贯彻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同时也要对青少年加强法制教育，确保每一位青少年都完成义务教育，使其将来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少年教养人员犯罪的原因
当前社会上仍有“黄、黑、灰、白”的四色污染，这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是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问题。如果追寻每位未成年犯罪人员的犯罪历史和初始不良行为的形成，几乎都受过不良风气和黄赌毒现象的影响，这虽构不成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直接原因，但却是重要原因。
（一）青少年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和能力相当薄弱。
目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不够完善，实效性比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青少年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许多未成年人对一些必备的法律知识知之甚少，甚至近乎法盲。这样，心理、生理尚未成熟，而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便会被黄色文化所吸引，甚至沉醉其中。当这种黄色文化对其消极影响一段时间后，他们对社会的认知程度将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区分界限日益模糊，误认为黄色文化中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当今社会的客观表现。长此以往，青少年的心理将严重畸变，理想会严重扭曲，纯洁的心灵将被毒化，价值取向也会陷入不能自拔的误区，精神空间被狭隘、片面、颓废所充斥，超前消费和追求感官刺激的欲望日益增加。当他们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时，而自己又不能用理智去调节，低级的生理需求和物质需求便会成为其追求的先期目标，从而无视社会公德和法律规范，铤而走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二）当今社会的腐败现象给青少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某些拥有党政、经济等权力的腐败家长，对子女的违法犯罪行为包庇、纵容，严重妨碍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使其成为子女犯罪的诱因。而部分腐败官员热衷于公款消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和走后门拉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与一般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现象的存在，对辨别能力和抵抗能力较弱的青少年来说，会具有不可低估的反面影响，甚至还会引导青少年认为权比法大，随之产生亵渎法律的心理，导致其在违法犯罪后得不到有效的教育改造。社会生活中还具有很多种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诸如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及毒品的白色毒害也会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取向。总之，充斥社会各个角落的“四色污染”，手段或隐蔽或刺激，让人防不胜防。他们利用青少年好奇心重，冒险性强，喜欢刺激追逐玩乐的心理，对其频频进行反面渗透，最终促使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社会中的畸变因素也是造成青少年犯罪重要原因。
离异、单亲家庭、特困户及无居所流浪人口子女群体是站在犯罪边缘的高危群体。该群体大都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缺乏物质生活保障或精神的正面引导，加之个别地区和部门的相关工作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落实相关国家政策，严重制约了预防青少年犯罪长效机制的建立实施。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求真务实，工作的着力点在基层，工作的结果体现在实效。要狠抓落实，更重要的是把制度工作措施落到制度层面，解决工作的长远发展问题。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所谓道德，是指人们关于善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和法制是制约人们行为和调整人们关系的两大社会规范。法制对人们的约束，具有强制性和外在性，是一种“他律”；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具有自觉性和内在性，是一种“自律”。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道德的作用更为明显，道德教育对于人品的养成起着决定性作用。道德观念强，思想品德好的人，很少违法犯罪，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小学、中学阶段形成不良道德习惯的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可能性远比品德良好的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可能性大。“合抱之木，生于毫木。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对他们的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强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是预防他们违法犯罪的根本措施。
对未成年人进行道德教育，首先要提高家长和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水平。一个家长影响着自己的后代，一个教师影响着一群学生。模仿是未成年人的天性，所谓身教重于言传，空洞的说教是没有感染力的，所以家长和教师要切实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加强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既是培养一代“四有”新人和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需要，也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本措施和基础工程。
（二）加强法制教育。
只有学法、懂法，才能有效地避免违法犯罪，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未成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和未来，把他们培养成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懂法律的一代新人，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从相反的一个方面来说，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仍然日益严重，而不知法、不懂法，缺乏最起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是导致其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很有必要。
（三）加强理想教育。
未成年人天真烂漫、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勾画着美好的蓝图。但是，未成年人在设计自己的理想时，往往出现一些缺陷。例如：缺乏理想或理想脱离实际，理想不稳定，低层次的理想充斥其内等等。同时有一些未成年人自卑心理很严重，因为自卑，他们总认为理想与他们无缘，感到自己提出的理想无法实现，从来不敢奢谈理想，以免遭到别人的耻笑。有一些未成年人则相反，他们有很高的自我评价，理想偏离实际，脱离了客观现实。对于这些情况，教育工作者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理想教育，让未成年人勇于树立理想，确立奋斗目标，激发其自信心。同时，要指导未成年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树立理想，让理想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有些未成年人树立的理想，只是停留在生活理想和职业理想的层次上。至于如何塑造完美人格很少意识到。对未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则考虑的更少。针对这种情况,教育工作者应当加强个别指导,对其理想的合理成分予以充分的肯定,对其不足之处予以细心的剖析,抓住适当时机,指导他们提高理想层次。由于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阶段，他们对自我的认识能力较差，对社会的需求则考虑的更少。因此他们对理想的设计往往带有浓厚的随意性和情绪色彩，易于受到暗示或兴趣发生转移时出现变化。针对这种情况教育工作者应督促未成年人坚持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遇到挫折时不要退缩，而应持之以恒，锲而不舍。
四、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对策
（一）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78条也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的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这些法律规定为教育改造未成年犯提出了基本要求，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案件和不同的未成年人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将教育、挽救和惩罚相结合，争取教育、挽救多数，严厉打击少数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
（二）对未成年犯进行文化知识教育。
文化知识水平是构成个人精神文明的重要素质。对未成年犯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改变其智力结构，不仅是教育改造他们的需要，更是一次“立足眼前、着眼未来”的基础教育，对于提高未成年犯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未成年犯尽管触犯了刑法，受到了刑罚的处罚，但他们仍属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9条规定：“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创造条件。”因而未成年犯管教所要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犯进行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努力改造当前未成年犯文化教育时间少、开课少、师资匮乏以及重视生产劳动，忽视文化知识学习等现象。同时突出文化知识教育的主体性：（1）教育活动突出参与性。课堂以未成年犯学员为主体，把未成年犯学员看成是知识的主动探求者。教员的主要作用是教学活动的衔接、点拔和关键释疑。（2）课堂情境突出开放性。解放未成年犯学员的双手、大脑和空间。让他们多想一想，多做一做，多动一动。（3）认知活动突出主体性。引导未成年犯学员互教互学，成立4-6人的学习小组，开展工作或学习，缓解学习困难，增强学习信心，提高学习效果。
（三）对未成年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
由于未成年犯绝大多数正处于学龄阶段，尚未参与社会工作，基本上没有职业经历，其职业技能状况较成年犯更是一片空白，因而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学会一定的生产技能，给刑满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谋生创造条件。由于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未成年犯的一技之长，使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材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的主要手段。因此，未成年犯的职业技术要着眼于实际，面向社会。首先要改变现在技术教育上岗培训的错误做法。根据罪犯的学历、刑期、捕前职业，开设多门类、多专业的技术培训；其次，开展刑释前的就业指导，同时根据他们所学专业和技术水平，向劳务市场和用人单位推荐，力争使他们刑释后很快就业。
（四）加强未成年犯的思想教育。
未成年犯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阶段，因而在对未成年犯思想教育过程中，要对 其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同时加强法制道德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通过对未成年犯进行法律援助，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法律问题，引导他们深刻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国家、社会、人民、家庭及其个人所造成的危害，以激发其认罪、悔罪接受改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投入到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在对其社会帮教的同时，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积极改善未成年犯与自己家人的关系，加强亲情教育，发挥家庭对他们的感召力，避免其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增强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


参考文献：
论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

5 吕岩峰

[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重构和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学者们提出了所谓“趋同论”和“特色论”等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所致。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特殊性的认识，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
[关键词]国际私法 立法取向 趋同论 特色论 两点论 中国国情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法律体系。①到了90年代，中央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作为其工作重点。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国际私法在立法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其主要问题是，我国已经形成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主义的影响，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则显得很不完善，且其中某此具体规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很不适应。②这样，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制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完备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的任务尚未列入中国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但是，中国的国际私法学者们却以极大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开始了“重构”、“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宏伟工程。其具体举措主要有二：其一，中国国际私法学会1993年年会决定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迄今，已产生了第三稿；其二，围绕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取向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热烈的研讨，从而形成了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思潮。
二、两种主要思潮述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私法立法和怎样进行国际私法立法，对此，学者们各有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趋同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国际间法律文化的相互传播，世界各国法律的趋同化走势愈益显著。③在这股法律趋同化的大潮中，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民事联系的大大加强，同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接近或一致，日益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其接近或一致的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私法制度健全与完善状况的主要标准之一。

“趋同论”者认为，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它根植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艰巨任务，因而都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际法律环境和国内法律环境。这就有力地推动各国努力改善自己的国际私法制度，从而迅速地形成种种为国际社会较普遍接受的实践。其次，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不断加强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为了求得经济的迅速发展，全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共同体或经济联盟不断涌现，它们都致力于消除妨碍经济联系的、因法律歧异所引起的障碍。第三，各国法律思想、法律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也对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以电脑、电视、卫星为主体的现代化传播网络覆盖全球，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跨文化交流，或曰文化融合，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随着信息资料的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并由于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伴随着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交流速度也日益加快，其规模在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私法趋同化倾向的加强。④

“趋同论”者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应顺乎潮流，尽量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而且，国际私法本来是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以其独特功能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起着推动和保障作用。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约130个国家和地区，凡是搞得比较成功、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的，都有包括系统的国际私法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法制。⑤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得不“颇具特色”的话，那么，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即应毫不犹豫地向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靠拢。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为我们借鉴、“移植”国外先进的立法提供了基础。⑥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由于国际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立法实践，大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接受它便不能顺利地开展对外经济交往，也不能很好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中国法律如何与国际公约协调，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及中国法律如何更好地借鉴、吸收外国先进的国际私法制度，这是中国国际私法学的重要课题。

（二）“特色论”。它强调中国的国际私法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反对对外国国际私法条文照抄照搬。⑦这一派学者的立论，首先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认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私法立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其民主与法制建设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认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律文化传统和法律思想历史，而且这种传统和历史较其他国家更悠久，更深邃，更成熟，更具个性。在这种文化土壤上产生的国际私法必然且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否则，便难于被国人接受，也难于同中国的文化积淀相融合。第三，认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需要有中国特色，主样才能表明中国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称得上对世界和人类有所贡献，才无愧于古老的中华法系，才与泱泱大国的地位相当。第四，中国虽然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终究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方式方法尚不成熟，这方面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也不足。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应该简单地移植或抄袭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私法，也不应该简单地接受那些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不相适应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无论它们是来自条约，是来自惯例。

基于上述认识，“特色论”者认为，完善和发展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主要途径是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经验，充分尊重我国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并应努力追寻中国唐朝《永徽律》中规定的冲突规范所蕴涵的“中国精神”。

应该肯定，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确立的形势下，针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存在的严重缺陷，为建立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国际私法规范体系而提出来的。它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在寻求一个理想的国际私法立法方案，以便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促进对外开放，维持国际民商事活动的良好秩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正常运营。

“趋同论”和“特色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渊源于它们所受到的不同的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趋同论”主要是受到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的特征之一，是“以未来设计现代”，认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将越来越国际化，国界将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因此，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也应依这种未来的趋势去设计、制订。“特色论”则主要是受到“后发展理论”，特别是其中以亨廷顿、佩鲁、马约尔为代表的“人文生态学派”的影响。这一理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强调选择独特的发展道路，不重复不模仿，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应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标准，而应有自己的发展标准，注意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力资源，并应保持其政治上、文化上的自主性，即应“从被动的依附性的发展转向开放的内源性的发展”。在文化问题上，“后发展理论”受20世纪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各种文化都是等值的，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一种文化是抛弃还是保存，主要取决于文化群体是否适应。因此，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作为引导和保障中国社会发展的措施之一，也应具有独特性、自主性，不应受到外来法律文化的浸染。

另一方面，是由于其观察问题的侧重面不同。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就对现实情况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看到了由于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大趋势，他们着眼于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强调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国际性经济，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合作中求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各国的法律思想文化也在相互交流，相互吸收。而“特色论”都则着眼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渊远流长的法律文化，并且认为，只有具务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第二，就对国际私法的认识而言。“趋同论”者认为，由于各国发展国际经济民事交流和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并为减少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法律障碍，各国国际私法中接近的、比较协调一致的东西和属于国际法的因素会不断增加，从而，国际私法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出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复归。国际私法作为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特点和规律性，因而国际私法的本质和目的，在世界各国也都是相同的，即解决各国法律的相互抵触问题，求得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特色论”者则认为，国际私法首先和主要是以国内法的形式存在的，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国际私法因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等的不同而必然具有的民族特性和国别差异便不会消失。每个国家在运用国际私法解决法律冲突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它所追求的国际民事生活的安全和稳定，也首先是指其本国当事人在涉外民事交往中不受损害和免遭风险。因此，国际私法的功能，主要是实现其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维护其本国及其当事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权益。

应该指出，“趋同论”和“特色论”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它们在阐述各自的主张的过程中，也往往兼及相对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和接受对方的观点，只是它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问题的侧重面不同，因而在总的倾向上有所区别。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赞同和在总的倾向上的相互区别，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这一法律部门的特殊性决定的。
三、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

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国际私法的特殊性的认识，我们主张，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坚持“两点论”，即，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借鉴国际社会的一般做法，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应有所偏颇。
（一）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

可以说，国际私法首先是民族的法或者国家的法，从7世纪中国唐朝《永徽律》的规定，到18世纪巴伐利亚民法典和普鲁士地产法的条款，直至近现代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都无疑问地证明了这样两个事实：其一，国际私法最早是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出现的；其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际私法立法。这两个事实则同时表明，国际私法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国别色彩和深厚的民族底蕴。其所以如此，主要源于下述原因：

第一，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涉外民事关系。其中的涉外因素无论是来自主体方面，还是来自客体方面，抑或是来自法律事实方面，都必须在同内国的联系中方有实际意义。内国因素是涉外因素存在的条件，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是共生共存的。在一个民事关系中，只有内国因素而没有涉外因素，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只有涉外因素而没有内国因素，那么，对内国来说，也不成为涉外民事关系。所谓“涉外民事关系”，其实是由内国因素与涉外因素共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一对矛盾中，内国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由国家主权原则决定的。基于主权原则，国家拥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它对在其境内的一切人员、物品、发生的事件和在其境外的本国国民都拥有管辖的权利和保护的义务。因此，一国在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时候，基于主权原则，首先考虑内国利益和内国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内国的政策目标和利益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各国的普遍实践。这种相应的措施在法律上主要体现为各国在制定其国际私法的过程中，总是要采用有利于其本国的制度、规则和规范，甚至要规定一些特殊的原则和程序，各国对待反致制度的不同态度，对于“公共秩序”概念的不同解释，对于属人法中住所地法和本国法的不同识别，⑧都证实了这种情况。所以，各国用以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国际私法，总是存在着某种差异。

第二，国际私法的任务是解决民事法律冲突，为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确定“准据法”。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正视各国民事法律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由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事实上，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总是作为其民事立法的组成部分或其必要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在形式上的突出表现，即如我国《民法通则》那样，专辟一章，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当然，即使它以独立法典的形式出现，其性质也同样如此。唯其如此，所以，一方面，
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同基本国的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国际私法在解决民事法律冲突时，又必须照顾到本国民事立法的制度和规则，保障本国民事立法政策和目标的实现，至少不应与之相违背。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避免地打上“民族精神”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国家的“痕迹”。这在那些深受宗教传统，民族风俗和心理定势影响的领域，如婚姻、家庭、继承领域，更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⑨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国民事法律必然存在差异，从而便决定了作为“民事法律适用法”的各国国际私法的差异。

第三，国际私法是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一国的对外政策是该国统治集团对外政治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它是制定国际私法的依据之一。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和处境，都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对外政策。为使这种对外政策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方面得以实现，便应将其反映在国际私法立法中。所以，一国的对外政策会直接间接地影响该国国际私法的内容，这是没有疑义的。这种影响也自然会导致国际私法的国别差异。

上述情形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国际私法的中国立法应有中国特色这个问题。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旨在调整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是中国法院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确定准据法的依据，也是实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中华法律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国际私法立法，“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⑩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只有在原则、规则、规范、制度、体例等诸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才能既于愧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对世界有所贡献。为达此目的，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应在立法中注意反映中国国际私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反映中国国际私法学者已经达成共识的见解和主张。一部成熟的国际私法立法应当是一种成熟的国际私法理论的体现。历史上的“法则区别说”、“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礼让说”等国际私法学说，都曾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私法的立法。在国际社会颇具影响的美国的两部《冲突法重述》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1934年的第一次“重述”是以“既得权说”为理论基础的，1971年的第二次“重述”是以“最密切联系说”为基础的。应当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国际私法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但是经过我国国际私法学者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学者对国际私法各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应该且有必要在立法中得到反映。中国学者的国际私法理论思维必然使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透射出中华法律文化的灵光。

第二，应以解决中国所特有的国际私法问题为重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国两制”局面的形成，“三个法系四个法域”状况的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中国的“专利”，而这些问题也直接关系着中国对外民事交往的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与中国有关的涉外民事关系的形成和特点。注意通过国际私法立法妥善而适当地解决相关问题，既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特殊使命，也会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独领风骚，并使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内容异常丰富而充实，成为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状况的一个写照。
（二）中国的国际私法立法应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