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

陈光中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１９７９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正。这次修正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并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定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作为一名参与了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全过程的学者，笔者拟就修改工作中涉及的几个带有一般经验性的问题，谈一下个人的体会，以期对我国刑事法律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提供点滴有益经验，并有助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

一、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

犯罪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危害最大的违法行为，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严重损害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有罪不究，有罪不罚，任凭罪犯猖狂，祸国殃民，必将使民无宁日，国无安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了有效地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国家不仅要制定刑事实体法——刑法，对定罪量刑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必须制定刑事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为如何追究犯罪、惩治犯罪设置专门的机构，规定活动的原则和具体的程式步骤，以保证正确而有效地惩治犯罪。正因为如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开宗明义第１条中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有力地打击犯罪，这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十分关注的问题。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采取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机制，强化了打击犯罪的力度。主要有：１．新规定，对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的，人民检察院有权通知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第８７条）。２．扩大了拘留对象的范围，而把原第４１条第６项即“身份不明有流窜作案重大嫌疑的”改为第６１条第６、７项即“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而且对于后三种人，拘留期限可以延长至３０日（第６９条）。３．放宽了逮捕条件、羁押期限，将逮捕条件中“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６０条）。新规定的羁押期限较原规定放宽之处有四：一是将规定包括拘留期限的侦查羁押期限，改为仅指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拘留期限另算（第１２４条），这一条增加了１０—１４天的羁押期。二是，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第１２８条）。三是，对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延二个月（１２７条）。四是，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刑诉法延长期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批准仍可延长二个月（１２８条）。４．扩大自诉案件范围，加强被害人追诉犯罪的权利。根据修正后的刑诉法第１７０条规定，自诉案件不仅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还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而且第１４４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被害人可以不经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以上规定不仅加强了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制约，而且有力地强化了对犯罪的追诉，对防漏防纵起重要作用。


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因为刑事诉讼法不仅是追究犯罪的有力工具，而且还是保障公民人权、抑止国家滥用刑罚权的重要法宝。公民的人身、财产乃至生命等权利除了要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以外，也可能因为国家权力的滥用而遭受损害。因此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内涵十分丰富，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及时惩处，保护一般公民的人身、财产、生命等合法权利，使其不受犯罪行为的侵犯；二是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三是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行使；四是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惩罚，即做到程序合法、事实准确、定罪正确、量刑适当。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没有矛盾的。但在具体运作中有时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对这两者应加以协调，使之最终统一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达到刑事诉讼的最佳社会效果。

这里有必要指出，诉讼程序上的人权保障，即西方所说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保证实体处理的正确性，而且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马克思早就说过，程序法不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①］程序法的自身价值就在于体现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民主、法治，给诉讼参与者及有关的人以公正、人权、法治的感受和教育。例如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不仅会造成冤假错案，而且给人以野蛮、落后、残暴的感受，并通过司法这个窗口对社会公正发生怀疑，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对抗。因此，一个案件，程序不合法不公正，即便实体结果是正确的，也不会真正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至少不会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因为正效应被负效应全部或部分抵消了。


这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促进民主、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加强人权保障成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一项突出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确立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的原则（第１２条），受刑事追诉者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定以前，不能认为是有罪的人；而只具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份。这为对其诉讼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２．取消了收容审查这种缺少监督制约机制、容易侵犯人权的行政强制手段，把其中与犯罪作斗争所需要的内容纳入法定的拘留、逮捕轨道上来。３．允许律师、辩护人提前参加诉讼。根据修正后的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即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样就使律师、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大大提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得到切实的保障。４．改革审判方式，公诉人有举证责任，调动控辩双方的积极性，这有助于保证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人权的保障。５．确立“疑罪从无”的规则。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法院在开庭审理后，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或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人权保障上的重大进步。


是否有必要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有人深存疑惑，害怕这样做会削弱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笔者认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国情适度加强人权保障，是形势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上层建筑应当适应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颁布时，改革开放尚未起步，计划经济尚未改制。十七年后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或契约经济，它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主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地积极投入市场竞争。修正后的刑诉法加强人权保障，使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尽量不受或少受专门机关的非法侵犯，这是与提高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加强公民主体的观念相适应的。


其次，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党中央确定的重要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规范。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的关系上要求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任何剥夺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则要求从程序上赋予被追诉者与国家追诉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使其有效抵御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②］修正后的我国刑诉法通过扩大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的权利保障，以防止国家专门机构在追诉、惩治犯罪活动中滥用权力。这显然符合现代法治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所必须的。


再次，是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几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我们一方面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公民人权特别是刑事人权保障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１９９１年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即指出，中国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通过修正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和改变，那么它们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处于被动的境地。修正后的我国刑诉法系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解决了不少长期阻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这种改革得到了国际有识之士的赞誉，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也越来越开放。法制建设包括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与之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法制除了反映资本主义本质以外，还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对此应当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表明，中国封建刑事司法制度向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转变，是从清末改制开始，并经过借鉴、移植外国刑事司法制度，主要是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而完成的。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也吸收和借鉴一些外国的制度和经验。从“二战”结束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和发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近期发展趋向。这些规律和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经验，还应当包括采纳一些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标准。我国近年来参加了一些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国际会议，有的国际会议通过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得到了我们的确认或为全国人大所批准。如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９日通过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等等。按照国际惯例，一国通过签字、批准、加入或接受等方式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该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一旦生效，在该国就具有执行力；该国的法律如果与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发生冲突，应当优先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有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意到了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相协调，并注意吸收那些国际公约所规定并为各国普遍确认的刑事司法最低标准，例如司法独立、被追诉者在任何法治阶段有权请律师、有罪的证明标准等。


但是，一国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尤其要适当注意本国长期形成的法律传统及社会公众的承受力和适应力。即使是对外国法的必要移植和吸收，也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否则，一个国家即使从外国移植过来一些所谓“优秀”的法律制度或程序，也难以使其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在这方面，不少国家的刑事司法改革都有过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意对这两个方面加以结合，并以解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对一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国制度和作法即便是好的，也暂不予吸收和采纳。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3月31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9年9月27日甘肃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六章 自治县的教育文化科技事业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培养和管理
第八章 自治县的民族关系和宗教事务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甘肃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结合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甘肃省天水市辖区内回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
第三条 自治县的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行使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张家川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自治县建设成为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明昌盛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贯彻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时，如有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抵触的，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执行；如遇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维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护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各民族公民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各族公民知法、守法，自觉的维护社会主义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产生。代表名额及回族和其他民族的代表比例，按选举法和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回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天水市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的县长由回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应尽量配备回族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要尽量配备回族公民。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忠诚积极，公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有一定比例的回族公民。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甘肃省计划内天水市名下单列。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十六条 自治县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在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业、林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保护和管理县内土地、矿藏、森林、草山、水源等自然资源，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和破坏。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土地的管理，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农村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属于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出让或转让。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农业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向土地投入，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发展各种专业户和农村合作经济，走农、工、商结合的道路。
自治县要建立双层经营机制，统一搞好农业生产的协调配套服务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抓好粮食生产，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农业基本建设，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林业生产执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发展森林资源，提高覆盖率，保持生态平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林木、林地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多种经营形式，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划定给私人的荒坡以及“四旁”种植的树木，谁种谁有，自主经营，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林木，加强防火，严禁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
自治县所属国营林场可以实行承包责任制，还可以和林区群众联营，实行收益分成。在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的前提下，组织林区群众有计划地从事林副业生产，增加收入；集体所有林木，折价作股，合股经营，按股分红，也可以折价归户经营。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畜牧业，坚持种草和养畜结合，以畜促草，以草兴牧，开展饲料加工，促进商品畜牧业的发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引进优良畜种，进行畜种改良，加强畜牧兽医机构，提高畜禽疫病防治水平，逐步实行有偿服务和畜禽保险制。
自治县要建立畜牧服务体系，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体化服务工作。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宣传贯彻草原法，加强草山建设和管理，禁止乱垦草山、草坡。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大力发展地方民族工业，根据本县的资源优势重点开发皮毛系列生产，积极发展采矿业、建筑建材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清真食品业和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切实做好现有国营工业企业、集体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挖潜工作。要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兴办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新型工业企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加快企业改革，坚持政企分开，引进竞争机制，不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不断完善经济责任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发展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和集体企业。并根据国家规定，在税收、信贷和物资上给予照顾，在技术指导、经营管理和产品运销上给予扶持。
自治县内的国营、集体、个人、联户办的工业企业，均属地方民族工业，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工业的各项优惠照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县属企业、事业。非经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同意，上级国家机关不得任意改变其隶属关系。
第二十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事业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接受自治机关监督，照顾自治县的利益和群众的生产、生活。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邮电事业。加强公路建设和山区道路的建设，积极发展民间运输，改善邮电通讯条件。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扶贫工作，制定特殊政策，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扶持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商品生产，尽快脱贫致富。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商业建立以国营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贸易体系，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当积极参加市场调节，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
自治县大力发展集体、个体商业，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兴办第二、三产业，活跃城乡经济。
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医药等企业，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享受“资金、利润、价格”三项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发展和建设小集镇，鼓励农民务工、经商、到集镇摆摊设点、开店办厂。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挥传统商道的优势，制定优惠政策，改善服务设施，大力发展吸引外地外省与国外的各种经济合作和联营，加强经济贸易往来，吸引外地客户来本县兴办企业，从事商业活动。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组织外贸商品生产，并在外汇留成方面享受国家的优待。
自治县出口产品的外汇留成和上级国家机关下拨的各种地方外汇，由自治县依照规定自行安排使用。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城镇建设的规划和管理，逐步把城镇建设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城镇；有计划的把农村集镇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加强环境保护，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县内所有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按国家规定建立防止污染的设施，凡因造成污染而破坏生态和生活环境的，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甘肃省财政的组成部分。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依法管理本县地方财政的自主权，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由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按国家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规定确定。自治县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立机动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分级包干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在收入不敷支出时，享受上级财政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财政体制，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乡镇一级财政，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严格执行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本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可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扶持自治县的各项专用资金和民族补助款，除某些特定项目外，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地合理安排使用。
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不列入财政包干，不顶替正常的预算收入，不减少或抵销正常拨款。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内的国家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积极筹集、融通资金，为本县的经济建设服务。
自治县的国家金融机构积极扶持和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指导和发展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对属于自治县财政收入的某些需要从税收上加以照顾和鼓励的，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可实行减税或者免税。

第六章 自治县的教育文化科技事业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结合本县的特点，制定教育规划、学校设置、办学形式和招生办法，有计划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教育事业。
自治县的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观念的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积极普及初等教育。逐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积极兴办学前教育，加强基础教育，提高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重视成人教育，努力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办好教师进修学校，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有计划地选送教师特别是回族教师到大专院校进修，提高教师素质，逐步建立合格稳定的教师队伍。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重视智力投资，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县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并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自治县的中、小学以国家办学为主，鼓励乡、镇、村、厂矿、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集资办学或捐资助学。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财力状况，对县内家庭生活困难的小学学生实行免收学费和课本费，少数民族高中学生享受助学金。普通中学设立奖学金，对优秀学生给予奖励。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在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下，对本县报考大中专的少数民族考生享受降低分数段录取的照顾。
对县内居住并在同等条件下就学升学的汉族考生也应享受降段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制定科技规划，建立健全科技服务推广机构，开展科技承包和有偿服务，因地制宜地引进和推广科技成果，重点做好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等先进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办好农村科学技术培训中心各种形式的科学技术培训班，培训各种技术人才。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大力发展具有民族地方特点的文化艺术，办好专业文艺团体和乡镇文化中心，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活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重视文化馆、图书馆的建设，编写地方史志，收集、整理民间文化遗产。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民族文物，名胜古迹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努力发展广播、电视、电影事业，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制定本县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加强全民卫生机构的建设，扶持集体卫生组织，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网，支持经过考核合格和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个人开业行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常识，改善卫生条件，不断提高防病、治病的能力，对地方病实行免费防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积极发展妇幼保健事业，逐步改善妇女和儿童的医疗卫生条件。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食品卫生和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根据上级国家机关对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制定本县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办法。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兴建体育设施，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的体质。

第七章 自治县的干部培养和管理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大力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和具有“四化”标准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妇女干部，逐步使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采取各种方式改善现有干部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成为有理
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合格人才。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招收干部时，在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下，对回族人员应当予以照顾，并报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也可以从农村人口中招收。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当优先招收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按照上级国家机关的统一计划，自主地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和特殊措施，吸引和鼓励外地各类专业人员参加自治县的各项建设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逐步改善教师和各类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予奖励或者晋升。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外地籍干部和职工建设自治地方，享受民族地区各项补贴和优惠待遇，并且在子女升学、就业、住房等方面给予照顾。
自治县工作的职工离、退休后根据国家机关规定，按在本县工作的年限，享受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补贴。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举办干部学校和各种培训班，加强对干部和职工的培训，并且有计划地选送干部职工外出培训和进修。

第八章 自治县的民族关系和宗教事务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
第五十三条 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县内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族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各民族的团结。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各民族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干扰经济建设，损坏公民身心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的活动。自治县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自治县内各宗教和教派之间，应坚持互相尊重、互不干涉、有利团结的原则。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内各宗教团体必须遵守宪法和各项法律，要向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守法教育，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宗教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
自治县内各宗教场所应由宗教团体、宗教职业人员和信教群众进行民主管理，要积极开展自养活动，坚持以寺养寺，减轻信教群众的负担。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为自治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有益贡献。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以每年7月6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放假一天。
自治县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职工、学生在尔德节放假三天，古尔邦节放假二天。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请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六十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