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
——兼探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问题

秦旭东


[内容提要]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了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就该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属于不动产留置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属于法定抵押权，还有观点认为应当属于优先权。本文对不动产留置权说和法定抵押权说进行了评介，指出其不足之处，认为合同法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定性为优先权，进而认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并对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的相关问题作了粗浅探讨。

[关键词]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留置权 法定抵押权 优先权

[正文]

一、 导言

在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中，随着建筑承、发包交易中“发包人市场”状况的出现，建设单位拖欠建设工程价款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出现普遍化的趋势。这严重影响到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工程价款中承包人应支付给建筑工人的工资和劳务费占有相当的比重，工程价款被拖欠导致工人的劳动报酬被拖欠，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 1999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设立为解决建设工程价款的拖欠问题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法律环境。但是，由于该项制度是《合同法》的新规定，以往法律、法规中没有类似的规定，加上建设工程价款拖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其理解不一，操作中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理论界对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也存在诸多分歧，因此《合同法》实施３年多来该制度并未取到明显收效，现实生活中工程款拖欠现象仍难得以根本解决，第２８６条被认为是中看不中用的“休眠条款”。3 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对《合同法》第２８６条做出司法解释，这对推动该“休眠条款”的适用具有重大意义，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也拟就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问题作一番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提出粗浅意见。

二、 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权利属性问题的论争

理论上，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存有争议，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和相关人士均纷纷在其著述中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理由。大体而言，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应当属于一种不动产留置权，二是认为应当属于一种法定抵押权，三是认为应当属于一种优先权。

（一），不动产留置权说及对其评介

第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一种不动产留置权。4 该观点认为，我国担保法中规定留置权的客体仅限于动产，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充分保护，合同法实际上扩大了可留置财产的范围，如发包人不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承包人即可留置该工程，并以此优先受偿，即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对不动产同样可以行使留置权。
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依据。其一，《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承包人实行权利的条件以“发包人迟延——承包人催告——发包人再迟延”为必要，与留置权的实行条件相当类似，因此留置权说并非全无理由。5 其二，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的民法中并不乏不动产也可成为留置对象的立法例，如日本。 6其三， 1991 年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部联合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例》第28条规定：“由于甲方（发包人）违反有关规定和约定，经办银行不能支付工程款，乙方（承包人）可留置部分或全部工程，并予以妥善保护，由甲方承担保护费用。”该规定成为实践中承包人以发包人未付清工程款为由而拒绝交付已完工工程的主要依据。 7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首先，留置权以债权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为成立要件和存续要件，留置权因债权人丧失对标的物的占有而归于消灭。承包人结算工程价款，发包人不能支付的情况大多数是在承包人交付工程、发包人进行验收后才发生的。而从合同法２８６条的规定来看，承包人在交付工程后，其虽已不占有标的物，但仍享有该优先受偿权。因此当优先受偿权开始行使时，承包人实际已不占有标的物，如果把这种优先受偿权视为留置权，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其次，按照传统的物权法理论，留置权仅适用于动产。虽然在日本并不否认不动产也可成为留置的对象，但是，在日本民法上，债权人对于留置物并无优先受偿权，留置权的效力并不包括优先受偿权能，因此日本法中的留置权甚至很难说算得上一种担保物权。 8而我国担保法第８２条已经明确规定了“留置权的标的物为动产”这一原则，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标的物是不动产，与传统物权法上得留置权的适用对象不符。若认定《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为不动产留置权，则要全面修正关于留置权的传统理论，这容易引起人们在理解上的困难，也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中的麻烦，无疑成本太大，不足为取。再者，留置权作为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其产生只能由法律直接规定，担保法第８２条、第８４条规定的留置权适用范围以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为限，建筑工程合同作为独立的有名合同并不在此列。1991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部联合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只不过是我国担保法制十分不完善的情况下的产物。可以认为，立法者并没有设定不动产留置权之意，否则，1995年《担保法》立法时就应该考虑把1991 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例》的相关内容纳入其中了。另外，“从功能上来分析，留置权是专门以保护债权人的私益为中心，而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已超出了单纯的私益保护范围，它还具有保护特定产业的成长或特定领域的交易安全的功能”。 9将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归于留置权范围，不足以体现法律基于社会公平正义和特殊政策、理由的考量。总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不动产留置权的观点是存在种种不足，目前已经遭到比较普遍的反对。相反，如果将其定性为优先权，则可避免这些不足，下文将有论证，此不赘述。

（二），法定抵押权说及对其评介

第二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一种法定抵押权。10 该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从属性、不可分性、追及性、物上代位性和优先受偿性，不以移转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符合抵押权的一般特点，其直接根据法律的规定而成立，不须当事人间订立抵押合同，也不须办理抵押权登记，类似于瑞士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规定的承揽人就承揽关系所生之债权对承揽标的物所享有的法定抵押权。曾参与合同法立法工作的一位学者还通过对合同法立法背景的介绍来说明该条的立法本意始终是指法定抵押权。11
相对不动产留置权说，法定抵押权说相对比较有说服力，支持者亦比不动产留置权说为众。在学者起草的合同法建议草案第三百零六条中，直接有 “建设工程完工后，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建设费用和报酬的，承包人对建设工程有法定抵押权”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建议草案基础上提出的合同法草案(1995年10月试拟稿)也在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承建人对其所完成的建设工程享有抵押权”。因此有参与立法过程的学者指出，“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从设计、起草、讨论、修改、审议直至正式通过，始终是指法定抵押权”， 12只是考虑到法律适用上的便利才采取了直接规定其内容、效力以及实现方式的条文表述，而未直接用“抵押权”之名。此外，在工程建设实践中，除“交钥匙工程”外，通常是由承包人与发包人分别指派工地代表，共同负责对工地现场的管理，承包人并未排他地对工程实施占有和控制。而且，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也并不因此而消灭。 13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成立同抵押权一样，不以转移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明显区别于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依产生根据的不同，抵押权可以分为意定抵押权和法定抵押权，前者依当事人之约定产生，后者则依法律之直接规定而当然发生。持法定抵押权说论者即认为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虽然未有“法定抵押权”之名，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依法律之直接规定而当然产生的抵押权，实际上即法定抵押权。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有关法定抵押权的立法例也不少，我国台湾地区、瑞士和德国的民法中就有承揽人法定抵押权的明确规定。14
但是，仔细探究，将该优先受偿权认为是法定抵押权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仍缺乏足够说服力。
第一，我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套相对较为完善的独立的抵押权法制体系，而民法通则、合同法特别是担保法中并无法定抵押权的规定或类似规定。担保法中规定的抵押权仅指一般抵押权，即意定抵押权，其成立须由当事人以法律行为设立。依《合同法》第286条之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存在于物之上的权利，权利人无须请求义务人为某种行为就可以支配标的物，且是为担保一项特定的债权而存在，因此其属于一种担保物权应属无疑。法定抵押权亦属担保物权，且为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如立法者有意设立法定抵押权制度，依物权法定原则，在早先《民法通则》，特别是《担保法》立法时，就应在抵押权法制体系建构中考虑到法定抵押权问题，做出相应规定。《合同法》立法在《担保法》颁布实施数年之后，且合同法为典型之债法，在其中徒然规定法定法定抵押权，既与现行抵押权法制体系不协调，又同《合同法》之纯然债法属性不符。在将来民法典制订中，即使要规定法定抵押权，理所当然也应该在物权法中规定。界定一种权利的性质，不仅应该考察权利的结构、特点等，还应该将其纳入到权利体系的整体中考察，才能获致较为全面、准确的结论。15 因此，认定《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为法定抵押权不妥。
第二，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不动产抵押以登记为生效要件，非经登记不成立抵押权，《合同法》的规定并不要求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行登记。在规定法定抵押权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一般也有关于法定抵押权登记的相关规定。德国民法典规定法定抵押权必须进行登记，非经登记不成立；瑞士民法上的法定抵押权分为公法上的抵押权和私法上的抵押权，后者也须登记方可成立；16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早先并未规定法定抵押权必须进行登记，但是“由于法定抵押权之发生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实务上易致与定作人有授信往来之债权人，因不明该不动产有法定抵押权之存在而受不测之损害”，后来作出修改，登记非仅为对抗要件而已，而是法定抵押权成立之要件。 17如果认定《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为法定抵押权，似也应该考虑到其登记公示问题，这样既能同我国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生效制度相协调，也符合世界上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定抵押权制度之实践。由是考察，很难说《合同法》286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愿意为法定抵押权，即使立法过程中有此种主张，也难说其被立法机关所接受了。
第三，抵押权同其他种类的担保物权相比，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优良特性就是，抵押权之成立和存续不以转移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这样，“就债务人而言，除取得因供担保而融通的资金外，并得对于标的物为继续占有、使用、收益；就债权人而言，不仅无占有、使用、保管标的物之烦累，且能通过拍卖抵押物之手段，确保债务的优先清偿”。 18在建筑工程承包中，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后，承包人应当依法律和合同之规定，及时将建筑物交付给发包人，而发包人则应依合同约定及时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如发包人未依约及时支付工程款，承包人依照合同法就有权就其施工而成的建筑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实践中，承包人向发包人请求支付工程款而未获清偿时，承包人可能已经向发包人交付了建筑物，也可能还实际占有着建筑物。后一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按工程进度分期结算或因各种原因工程未竣工交付即结算等情形。这样，承包人对其实际占有的建筑物依法行使优先受偿权，显然同抵押权的属性和基本特征不符。另外，从功能上来看，抵押权一般是为将来成立之债权担保，具有融资性，既能融通资金又利于对物的利用。而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保障既存债权之实现的，无融资性可言，它是在权衡各种利益之后基于优先保护某些社会关系之特殊考虑而赋予工程承包人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和其他担保物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可见，将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是不合适的。
第四，如果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认为是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将导致在承包人的抵押权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的抵押权之间优先性确定上的困境。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建设人为融资往往在早先贷款时就已经在建设工程上设定了抵押权，即贷款人的抵押权一般设定在先；而从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的性质来说，承包人的抵押权应优于贷款人的抵押权先实现。一方面是经登记、成立在先的抵押权，一方面是未经登记、成立在后的抵押权，规定前者优先于后者，从抵押权的角度来说有失公平。19 前述有关国家和地区规定的法定抵押权，由于须登记才成立，在与约定抵押权并存时，可以适用“时序先后决定次序先后”的一般原则，凡成立在先者优先。合同法２８６条赋予承包人以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有效地解决社会上严重存在的拖欠承包费问题，由于法定抵押权并不当然具有优先于约定抵押权的效力，故将该优先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并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立法目的。因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也不应认定为法定抵押权。20 相比之下，定性为优先权，则不存在以上几点疑隙，下文将会论及。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6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的第一条规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依一般理解，第一条中所称的“抵押权”应当是指一般的抵押权，即意定抵押权，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建筑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属法定抵押权之意，否则，该司法解释中有必要强调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所优于的抵押权为意定抵押权。而在第四条中，司法解释直接称该优先受偿权为“优先权”，并规定了其存续期限。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的范畴，依民法原理，担保物权作为主体对物的可自主、主动支配的权利，不存在时效期间问题。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担保物权是永续存在的。虽然抵押权的永续存在不利于物的交易价值和担保秩序的稳定，对抵押权规定一个行使期间似有必要，也有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规定了抵押权的存续期间，21 但是，除海商法关于船舶优先权的时效期间的规定等少数特例外，我国担保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至今还没有有关担保物权的存续期间的规定。从这个角度讲，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确无把该优先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的意思。

（三），优先权说及其理由

第三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应属优先权。 22该观点认为，优先权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秩序的宗旨而赋予债权人对某种特殊的债权享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人而优先受偿的权利，其目的在于对某种特殊的债权加以特别的保护。针对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现象严重的情况，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有助于切实保障承包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在前文中已对不动产留置权说和法定抵押权说进行了评介，指出了其不足，相比之下，我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具说服力，优先权的性质和特点比较符合合同法２８６条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规定，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有助于实现合同法第２８６条的立法目的。
优先权是指特种债权人直接基于法律规定而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其债权的权利。优先权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权是指存在于债务人全部财产上的优先权，特别优先权则是存在于债务人特定财产上的优先权，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对与债务人特定动产或不动产有牵连关系的特定种类的债权，债权人可于债务人特定的财产，直接优先受偿的排他性的权利 。23依其客体的不同，特别优先权又可分为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优先权除了具有一般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变价受偿性、不可分性、追及性、物上代位性等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优先权以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担保，赋予特定债权人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清偿的权利，旨在破除债权平等原则，实现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以体现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及社会公正。第二，优先权是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以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成立，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要件，也并不需要经登记，可以弥补留置权、质权和抵押权的不足；第三，优先权的顺位和效力由法律直接规定，同一物上存在数个优先权或者发生优先权与其他担保物权竞合时，优先权人之间或者优先权人与其他担保物权人之间的受偿顺序均由法律直接规定，且在效力上，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原则上优先于一般抵押权。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多为费用性担保物权，理论上应优先于抵押权等融资性担保物权。 24“优先权制度是针对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而作出的一种价值取舍，它通过社会公共利益考量，认为某些既存的利益冲突只有以赋予某一方以优先权的方式才能解决，从而使其权利形态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固定。” 25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拖欠建设工程价款问题，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合同法２８６条的设置就是旨在解决这一问题。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承包人就建筑物直接支配其交换价值而优先于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受偿其债权的权利，它的实现无须借助义务人的给付行为，且不仅可以对抗发包人，还可以对抗第三人，是一种支配权、绝对权，属于物权范畴。此外，它是为担保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而生，具有一般担保物权的属性，是一种担保物权。它依法律直接规定而成立，以特定不动产（建设工程）为标的物，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要件，无须经过登记，效力优先于一般债权和其他担保物权，作用在于保证与标的物有牵连关系的特种债权（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的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中大部分是劳务报酬，属工资性质，为维持基本生活之必需，优先保护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另外，就建设工程的价值形成来说，“虽然发包人对工程进行了先期投入，如向银行抵押贷款、支付土地使用费等，但使整个建筑物的价值得以保全并升值的，仍是承包人的劳动、技术和管理”， 26优先保护承包人的权益符合公平原则，也有利于建筑行业的良性发展。
综前所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不动产特别优先权的属性和特征，优先权制度显然与合同法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规定的立法目的相契合，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可以避免将其定性为不动产留置权或法定抵押权而导致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优先权之标的物可以为不动产，其成立不以对标的物之占有为要件，显然要比留置权之定性更为符合合同法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规定。优先权依法律之径直规定成立而无须登记，没有法定抵押权之定性可能破坏我国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之虞，而不动产特别优先权优先于一般抵押权之原则则可解决法定抵押权之定性而导致的不同抵押权优先性确定上的困境。
其次，优先权制度在许多国家有相当成熟的实践，如法国等国家的优先权制度和日本的先取特权制度，建设合同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得到了普遍认可；我国虽未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但有关部门法律中也有涉及优先权的规定，特别是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中规定有具体的优先权制度。外国的经验和我国有关民商事特别法中的实践可为建设合同承包人优先权制度提供必要借鉴和佐助。还应强调的是，２００２年６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实际上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优先权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作出了肯定。该《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海商法关于船舶优先权优先于船舶抵押权、船舶优先权有时效期间的规定十分类似。

三、 关于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的探讨

上文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问题作了一番探讨，认为该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优先权。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从理论上在应然层面上作出的结论。从实在法上看，我国法律对此问题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即使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意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仅司法解释本身也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该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属性问题最终还有待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来解决。正如有学者所言，“值得讨论的问题倒是我国究竟应建立独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还是法定抵押权制度，这样，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定性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27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物权立法趋于完善，建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将成为必要选择。下文将对我国建立优先权制度作出粗浅探讨。

论著作权法上的权利穷竭原则

朱学加1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201701）

摘要：本文就权利穷竭原则在著作权法中的适用与不适用作了归纳和探讨，指出该项权利的实质是在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事实占有权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通过限制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以在双方之间达成一种均衡的权利义务状态。但同时该原则也存在许多例外，判别某项权利是否适用该原则要看它究竟控制的是著作权的载体物，还是著作权本身。

关键词：权利穷竭、发行权、展览权、网络发行权、追续权、出租权

权利穷竭（Right Exhaustion），是知识产权法上一个特有的原则。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普遍存在性，它存在于知识产品流通的任何环节之中。因此如果一味地满足权利人充分行使知识产权的要求，势必影响产品的自由流通与使用，影响技术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权利穷竭原则的设定是基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要实现的社会利益与知识产权人私人利益衡平的目标。其实质是在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垄断权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事实占有权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通过限制知识产权人的垄断权以在双方之间达成一种均衡的权利义务状态，它所控制的是产品的流通与其所承载的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是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一种法律调整。
对此原则，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笔者认为比较恰当而周密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许可使用人一旦将知识产品合法置于流通以后，原知识产权权利人所有的一些或全部排他权就因此而不复存在。”2 对于此原则也有称之为“权利一次用尽”的。但笔者认为，“穷竭”的提法要好于“一次用尽”，因为“一次用尽”的说法很可能会给人带来误解。容易使人以为某项权利只能行使一次，以后就不能再行使了。3而该原则的本意是规定在知识产权法中，当A权利行使之后，B，C等权利可能因为该项权利的行使而穷竭。当然这里穷竭了的权利也可能包括A权利本身，但是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能是A权利穷竭，事实上有些权利即使一次也未行使过，也有可能会穷竭，例如展览权；而有些权利则不受A权利是否行使的影响而一直存在，例如复制权。
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最活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著作权，同样，权利穷竭原则的表现形式在著作权中也是最为丰富的，这不仅是说该原则在诸多著作权问题上的适用，更体现在该原则在某些方面的不适用。本文拟对权利穷竭原则在著作权法上的适用及不适用作比较详细的归纳与分析。

一、 著作权作品“首次销售”后的权利穷竭

“首次销售（First Sale）”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指的是知识产权人或其授权人将知识产品第一次置于市场流通的行为。当权利人实施了首次销售行为后，他对于被销售出去的那部分知识产品的再次销售就无权控制了，这是权利穷竭原则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在著作权法中，这被称为“发行权穷竭”或“销售权穷竭”。
销售权穷竭的原则在各国的著作权法中体现得并不相同，例如，美国著作权法第109条规定：著作权作品所包含的一特定副本或唱片的所有者可出售或处理该副本或唱片1。德国1965年著作权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一旦作品的原本或复制品，经有权在本法律适用的地域内销售该物品之人同意，通过转让所有权的方式进入流通领域，则该物品的进一步销售被法律所认可2。而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最为强调作者精神权利的法国和比利时将销售权和复制权同等看待，因为作者的复制权不可能因为首次销售而穷竭，所以这两个国家至今不承认权利穷竭原则在国内著作权法上的适用。法国知识产权法典L.111－3条规定：知识产权应该独立于任何有体物之财产权。获得此种有体物并不能使获得者取得本法规定之任何权利，此等权利应由作者或其法定继承人享有3。也就是说，即使知识产品的载体已经转移，但是著作权人仍然保留着一切著作权项上的权利，这可以看作是对权利穷竭原则的一种间接否定。
不过，就目前世界各国立法情况来看，将“销售权穷竭”原则写入著作权法是一种趋势，是符合著作权法发展要求的。其原因是，在某一特定的作品复制件上，既承载了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也承载了复制件所有人的物权，在谁有权来处分该复制件的问题上，知识产权与物权似乎发生了冲突，更具体的说，就是著作权中的销售权和所有权中的处分权似乎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人必须放弃部分权利，因为，销售该复制件的行为的实质并不是知识产权的销售，而是复制件载体的销售，是实在的“物”的销售而不是抽象的“权”的销售，是所有权人在行使其处分权。因此，物权优先在这里是必然的，物权人有权排除他人对于他行使物上权利的干涉1，即使是著作权人也不例外2。相反，如果允许著作权人在作品复制件销售后仍旧能够控制该复制件的进一步流通，势必对作品复制件所有人的权利造成损害，并且也不利于知识商品的自由流通，有悖于知识产品特有的社会属性即广泛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在一国范围内，该原则的适用争议并不是很大。
“销售权用尽”原则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平行进口（parallel import）”问题。所谓“平行进口”，是指一国进口商从外国进口合法的著作权产品，而该著作权在进口国已经受到保护。由于汇率、经济状况的不同，在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著作权产品中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导致平行进口产品的价格要低于国内著作权代理商的价格（事实上这也是平行进口问题产生的根源）。而且，进口国的著作权代理商为了获得在国内销售著作权产品的独家代理权，需要支付高额的独占许可费及广告费等，而平行进口商则不需要支付这种费用，对于平行进口商而言，可以无偿地享用国内合法代理商创造的商誉及广告效应，是一种“搭便车”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平行进口产品的存在将对国内合法代理商的利益造成损害。
著作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根据产品最初制造国与最终销售国是否相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返销的进口（以下简称A类平行进口），指产品输出后又被返销回本国的行为，其中根据首次投放市场地点的不同，又可分为在制造国的首次投放和在非制造国的首次投放。另一类是平行知识产权3的进口（以下简称B类平行进口），是指知识产品被进口至有平行知识产权存在的另一国的行为，根据著作权主体是否相同，也可以分为进口国的著作权人和出口国的著作权人为同一主体或相互有授权、隶属关系的情况和进口国的著作权人和出口国的著作权人为两个独立的主体的情况4。对于这两种情况，需要加以不同的分析。
权利穷竭原则对A类平行进口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是基于该原则所鼓励的知识产品自由流通精神，即权利人只可行使一次自己的销售权，在他行使了这个销售权之后，他对于被销售出去的那部分产品就不能再控制它的进一步销售了。在A类平行进口中，著作权产品的初次销售是由著作权人进行的，著作权人已经从中获得了合理的利润，因此，对于该产品的进一步销售，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次加以控制。即使由于各国销售的价格差异而导致产品由价格低的国家向价格高的国家流动，但是只要两个国家的著作权人同一，那么对于可能由此而造成的损失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能够被预料到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可以促使权利人减小以至于消除在各国销售产品时人为设定的价格差异，从而防止权利人利用著作权的地域性原则人为地在各国之间划分市场，或进行显而易见的价格歧视。
然而，权利穷竭原则在解释B类平行进口问题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著作权产品，进口国的权利人实质上根本就没有“权利”，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穷竭”了，这是知识产权的另外一项重要原则“地域性原则”。该原则认为，知识产权都是有地域性的，著作权也是如此。在建立了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国家，对著作权都进行保护，然而，每个国家授予的著作权是互相独立的，虽然该著作权所保护的客体可能完全相同，可能归属于同一主体，但是它们仍旧是毫不相关的，并且只能在产生它们的法律的适用范围内适用。因此，就B类平行进口问题而言，即使进口国和出口国的著作权人实际上是同一主体，但是在出口国进行的首次销售并不会导致在进口国销售权的穷竭，因为这两个著作权是互相独立的，而且只在分别的国家内才有效。因此，进口国的代理商可以以侵犯他在本国的销售权为由要求禁止B类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的问题非常复杂，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现有诸项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均没有就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将此问题留给各国的法院自由裁定。

二、作品展览权权利穷竭

这是指特定类型作品的原件经出售后，该作品的展览权即转由原件所有人所有，即著作权人的展览权穷竭。展览权本身是美术、摄影等作品的作者所享有的一项著作财产权利。目前，《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尚未明文规定作品的展览权，但在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的著作权法中已经专门列出了这项权利。法国著作权法是在表演权这一项下规定了展览权的内容。日本著作权法第25条将展览权的范围限制在美术作品或尚未发行的摄影作品，且限于原作。美国著作权法第106条第五款规定展览权的对象有：有著作权的文字、音乐、戏剧和舞蹈作品，哑剧以及绘画、刻印或雕塑作品，包括电影或其他音像作品中的个别图像1。
我国著作权法第18条规定：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是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如前所述，著作权和载体的物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发生矛盾，一种权利的处分并不影响另一种权利。但是这种不影响是相对的，具体来说就是作为美术等作品著作权一部分的展览权随着其载体物权的转移而转移了，权利穷竭原则在此得到了体现。一方面，这是对载体物权所有人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对著作权人的一种限制。如果展览权不随之移转，依然存在于著作权人之手，那么物权人就无法完整地行使其所有权，从而会降低购买人的欲望，从而不利于著作权人经济利益的实现。同时，展览权也必须借助原件才能够实施，在原件已经转移所有的情况下，再让著作权人控制展览权是没有意义的。美国著作权法第109条（2）规定：任何合法制作或复制的文学、戏剧、音乐或美术作品的合法所有人，均有权不经作品著作权人同意而直接或间接在该物品放置之处，公开展示该物品2。
也有学者认为，对于诸如展览权在美术作品已经售出后的归属问题，应该实行“部分穷竭”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作者仍旧享有禁止他人不经许可而展出的权利，买主要展出该画，仍旧要获得作者许可。同时，作者通常所应该享有的决定将作品展出的权利也随着载体物权的转移而穷竭，即作者不再能够自行决定将作品展出，而必须得到物权所有人的同意。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专有权中，只剩下“禁止”的一半，不再有“行”的另一半，即为“部分穷竭”。3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著作权和载体物权达成了一种妥协，造就了两个不完整的权利，笔者认为并不可行，理由有两点：一、作品原件所有人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展出作品，以此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将会严重打击他们对美术品原件的购买欲望，对美术作品的市场造成冲击；二、如果每次展览都要去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会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对于已经取得了原件物权的所有人来说，再让他们为行使所有权承担这样的成本是不合理的。
以西班牙著作权法规定的“缺稀件利用权”为例，则又是另一种情况。西班牙《知识产权法》第十四条第7款规定：当有关的作品仅有一件或少数几件时，如果其在作者以外的其他人占有之下，为行使发表权或者任何其他相关的权利，4作者有权得到这种独有的或者少有的作品复制件，但是此项权利不允许作者提出转移1作品复制件之要求；对作品之利用仅得于对其所有人造成最低限度之不便的地方，以适当方式为之。对于因此而给所有人造成之任何损害与损失，作者应给予赔偿。2该权利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使著作权人在其原件作品出售后不至于无法行使其相关的著作权权利，也可以视为一种非常有限的权利不穷竭。
笔者认为，美术作品的展览权应该随着原件的转移而转移，原著作权人的展览权穷竭。但是，这种“穷竭”并不是彻底的。结合上述数种观点，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展览权部分穷竭”的做法，具体就是：原件所有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展出美术作品，而著作权人若要展示该原作，则必须经过原件所有人同意，该项权利应在原件销售合同中约定，约定的内容包括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使用方式，使用时间，对所有人的补偿及违约条款等。如果不约定的，推定著作权人放弃该项权利。这样，既保证了原件所有人的完整的物权，又使著作权人不至于完全丧失对作品原件的展览权（但必须首先在合同中订立相关条款）。

三、网络发行权的权利不穷竭

发行权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满足公众需要的权利3。前已述及在普通著作权贸易中发行权的穷竭。但是在网络中，发行权是否能像传统著作权一样穷竭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问题。
一般地，在传统发行的场合，作品在首次销售之后，发行权或销售权用尽，作品的合法复制件所有人将可以自由地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理这一复制件。这一传统发行模式在网络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在网络上，作品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其通过网络的发行实质上是数据流的传输，而这种传输仅仅是二进制代码的复制，因此发行的是一种复制，美国《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也持此观点4。这种发行与传统发行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它不需要有形载体；第二，在接收方获得数据的同时，发行人并没有丧失该数据。
欧盟《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认为：发行权是否因权利人自身的利用或第三方的利用而用尽取决于所利用的作品及相关物品的形式，当发行对象是无形的服务或作品的使用时，由于这种提供数字传输而进行的服务可以无数次地反复进行，发行权因首次销售而用尽的原则无法适用，必须对每一次数字传输及其再传输分别进行许可或授权。类似地，美国白皮书认为，如果在计算机网络上合法地购买了文学作品的复制件，买方将其下载到磁盘时，磁盘不得再次出售，发行权用尽的原则不适用。但是，通过数字传输得到的作品，制作磁盘复制件而进行发行后，磁盘却可以再次销售，从而适用发行权用尽的原则。白皮书进一步认为，如果将来出现一种控制技术，可以保证作品复制件的原始所有人在传输作品后无法保留原有复制件，而且接收方也无法擅自制作复制件时，那么发行权用尽也可以适用1。
从本质上说，权利穷竭原则是知识产权有形载体所有人的物权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发生冲突时，为了在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而设立的制度，其前提就是要有两者确实的冲突存在，而在网络发行中，有形载体并不存在，或者说没有有形载体物权的转移2。传统作品流通方式所固有的著作权和物权的双重性在网络环境中并不存在3。既然此种发行中不存在物权转移的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冲突了，而没有权利冲突，权利穷竭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通过网络传输获得作品复制件的用户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得再通过网络向其他用户传送作品。当然，鉴于网络中数字传输形式的发行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环境下的发行，因此网络发行权的不用尽和传统发行权用尽之间如何协调仍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四、艺术作品追续权的权利不穷竭

追续权（Droit de Suite）是来源于大陆法系著作权制度的一项重要的权利。其基本含义是：艺术作品被再次出售之后，如果购买人转售他人的价格高于购买时支付的金额，则该作品的作者有权利从此差额中分享一定比例的金额。也就是说，即使艺术作品已经被售出，但是作者仍旧保有从作品的再次销售中获利的权利，即作者经济权利中的获酬权不穷竭。根据伯尔尼公约第14条之三第1款，作者或作者死后国家法律授权的人或机构，对于艺术品原作、作家和作曲家的原稿，享有权利从作者第一次将作品转移以后的任何销售中享受利益，该项权利不可转让。法国、德国等28个国家的著作权法作了此项规定4。
这项权利是为了照顾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其他作者的利益而产生的1。在著作权领域，绝大多数作品都可以通过复制无限多份复制件的方法使著作权人获得利益，因而任何一份复制件发行权的穷竭都不会影响著作权人就其作品进一步获得利益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作品其一般的复制件可能没有多少价值，作品的价值完全由原件或者很少的几份复制件来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著作权人的权利经一次处分即告穷竭的话，很有可能会使著作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例如，画家和雕塑家常常因为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廉价出售其作品，后来作品几经转售，价格可能成倍增长2。赋予艺术家们这种追续权，使其不至于在作品售出后就失去相应的经济权利，能够从再转卖的巨大差价中取得一定比例的款项，以维持他们再创作或其继承人的生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或减少这种艺术家与艺术品商人之间存咱的不公平的现象3。这项权利同时也是对权利穷竭原则的一种限制，因为就普通作品而言，在作品的有形复制件出售以后，著作权人就不能够控制该复制件的进一步销售了，此种“控制”当然应该包括从再销售中获利。而且按照权利穷竭的一般理论，著作权人已经从作品的首次销售中获得了利益，不应该再有权利从以后的销售中再获利益。然而基于美术作品原件价值的特殊性以及事实上存在的巨大价格差，追续权制度的合理性是勿庸置疑的。

五、作品出租权所体现的权利不穷竭

出租权在著作权法理论中，是指许可他人临时有偿使用作品的权利4。Trips协议第十一条规定：至少就计算机程序和录音制品而言，一成员应给予作者及其合法继承人准许或禁止向公众商业性出租其有著作权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权利。如果电影作品的原作或复制品的大规模出租导致大量的复制，从而实质损害了著作权人的专有复制权，则成员国必须保护制片人的专有出租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公约（WCT）第七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并且暗示了该项权利不会因为著作权中的发行权穷竭而受到影响5。两个公约都如同回避平行进口问题一样，回避了用权利穷竭原则来讨论出租权问题。保护程度更高的《欧共体（欧盟）出租权指令》不但对出租权作了详细规定，还规定了出借权，即权利人允许或者禁止有关机构出借其权利客体1的权利。出借必须是非为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利益目的而将权利客体在一定期限内交付他人使用的行为。该指令还同时强调：无论是出租权还是出借权，都不因有关的客体原作或复制品的出让或者其他发行行为而受到影响。
就两个国际性公约保护的最低程度的出租权客体而言，对于计算机程序2、录音制品3等，它们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易复制性，在数字技术日趋完善的今天，迅捷，无损的复制已经非常容易。正因为如此，一旦该类物品流入市场，便很容易造就大量的未经授权的非法复制件，而直接影响到著作权人的利益。如果每一个购买了该类产品的人都将其广为传播，那无疑将是著作权人的一场噩梦。
同时，对于一般物权所有人，他有权对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其中当然包括将物出租以换取收益。但是对于购买了软件、电影类知识产品的人来说，他对于该知识产权的载体物是否享有完全的、排他的所有权？比如说：他能不能把该物品用于出租以实现他的收益权？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WTO，需要遵从trips协议的大背景下，恐怕并非如此。德国《著作权与邻接权法》规定：如果作品原件或其复制件是经发行权人之同意而在欧盟境内或者欧洲经济区其他成员国境内投入公众领域的，其进一步之发行得被允许，但出租除外；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规定，除电脑程序和录音带外，其他作品的出租权随着物权转移而穷竭；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但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著作权领域里，作为出租物的作品复制件不仅是单一的有形物，同时也是无形的智力创作成果的物质载体。就所有权而论，作品复制件所有人应当可以自由出租其所有的物，行使其所有权中的收益权。但由于著作权的普遍存在性，所有人在行使出租权时又营利性地把著作权人的作品内容也租了出去，而且事实上，作品内容才是出租的对象。例如出租电脑光盘，单单从光盘“物“的角度而言，只是一张塑料片，几乎没有什么使用价值，有使用价值的是里面储存的电脑程序，即作品本身。因此，这种出租实际上是对出租物所含知识产权的使用4，属于知识产权范畴，不仅仅是物权范畴，两种权利产生了冲突，并且由于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使用才是出租的真正目的，所以知识产权应当优先于物权，即权利不穷竭，而不是类似于销售权那样的权利穷竭，因为在销售权中，物之所有权的转移才是真正目的。同时，由于该类作品的易复制性，如果允许复制件所有人行使此类出租权，势必导致非法复制的泛滥，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同时过度纵容了社会公众利益。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不宜适用权利穷竭原则，著作权人应该被赋予出租权，即使在作品复制件已经被首次销售这个权利穷竭原则通常能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也是如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类作品载体所有人的所有权，不是完整的、排他的所有权，而是需要受到著作权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