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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恶意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恶意串通，利用调解规则骗取法院调解书，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是虚假诉讼结案的主要方式。按照恶意的主体双方的参与标准，可将恶意串通分成一方恶意串通与双方恶意串通，本文讨论的是指双方恶意串通。随着调解热的兴起与调解率考核的严格要求，一些当事人利用调解的自愿处分性和法院调解书的对世性，进行虚假诉讼。法院进行调解的风险性也日趋增加。

一、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法院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法院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法院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法院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法院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法院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恶意调解的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1、民间借贷案件；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法院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法院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法院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其次，法院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法院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公平正义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法院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刍议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

刘晓春


引言:法官是经过专业训练、具有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人，与其他行业人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内在的思维观念，而不是法律知识。对于法官而言，思维方式甚至比法律知识更为重要。因为法律知识可以随时学习，法律条文可以随时查找，但是思维方式却是要靠长期的专门训练才能养成的。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与之相适应，现代司法理念对法官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将权利义务的分析作为逻辑线索来思考，注重法律真实优于客观真实，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普遍正义优于个案正义。而现行司法制度和诉讼观念则制约了法官的思维方式，笔者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行。
一、法律思维与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
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等形式加以表现。
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模式化和相对稳定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框架。它是潜移默化地渗透、积淀、凝结并固定在人们意识中的思维定势；它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形式外化于人们的行为、决策、认知和评价活动中。思维方式有一个演化、变革、继承、移植的问题，也即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从总体上已确立了实践思维方式，但思维方式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有前人思维方式的积淀，思维的惯性深层次地滞碍着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说到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首先要对法律思维进行界定，法律思维与另外三种与公共决策有关的典型思维方式，即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有所不同，所谓法律思维，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政治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经济思维强调考虑如何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即成本与收益的问题；而道德思维则把道德上的善恶评价作为第一考虑因素。因此，如果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那么，他就会在一般情况下，把政治上的利弊、经济上的效益、道德上是否高尚视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而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因而，对法律思维的概念，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合法性思考。法律思维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种人中表现得最典型，因而在分析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时，主要就是以法官的法律思维为参照对象。法官的职业思维当然是能够体现法官职业特点，实现司法公正的职业思维，就是指在行使国家司法权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公正、公平的处理案件，法官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通过与大众思维方式的比较，法官职业思维的特殊之处可以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英国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爱得华.科克曾经讲到的，“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对法律的这种认识有赖于在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得以获得的技术”。这充分说明了法官的思维与普通大众的生活逻辑并非雷同，而是根据职业的专门逻辑进行的，并且这种独特的思维必须经过长期的职业训练才能养成。
二、法官职业思维的特性
（一）、职业术语性
法官运用职业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这不是大众必备的思维要素。法律是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法律术语是这项专门知识中的最基本的要素。相当广泛的社会问题，不论它们来自民间还是官方、不论具体还是抽象，一概可以运用法律职业术语转化为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托克维尔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现代法治社会之所以能够从法律的层面上来判断和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法律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又取决于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形成，而这种技术知识又必须借助特定的职业术语加以表达。
(二)独立性
法官思维是一种独立性思考。1983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 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规定：“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审判独立 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原则，理论上应当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和内容：一是司法权独立：二是法 院对外独立；三是法院内部独立。
法官的独立思维是建立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的，独立审判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保 障。独立审判的实现必须依托于法官的独立思维来体现，法院作为组织，本身不具有理性的 思维能力，作为个体的法官才是实现独立审判的主体。也就是说，审判独立的抽象概念，最 终只能以法官独立思维的形态表现出来。而现实情况却是法官始终要面对来自社会各个层面 的影响审判工作和独立思考的因素，因为法官不能生活在理想化的法律世界里。这样，一个 相对独立的自由的思维空间对于法官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个空间只能由法官 依靠自身的职业素养来构筑，以使自己还能够在理想化的法律王国里自由地思考和呼吸，保 持超然和理智的心态，抵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压力及非法的诱因对法官思维的控制与 影响，避免法律的完整性和统一性遭受损害，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
(三)客观性
我们知道，法官面对的永远都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通过证据来查找案件事实的每个片段，再将所有片段依法律逻辑联系起来，以重组案件“事实”，就成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主要任务。因此，离开了证据来谈论法官的思维，就等于在建造空中楼阁。通常来讲，法官的思维方法总是坚持三段论推理方法，但这并不等于说法官的论证都要求机械地保持形式上的合乎逻辑。强调三段论推理的逻辑是为了保证法律的结论能够被合理地推出，并结合相关证据，对理由进行阐明和论证，从而让当事人和全社会看到这个结论是出自理性的，是具有说服力的。当然，法律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要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法官对情感的考虑，都必须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谨慎地斟酌涉及感情的问题，因此，在法官的思维方式中，情绪化、感情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否则就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官。
(四)程序性
程序的合法性、公正性在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诉讼的规律所决定的。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在找到事物的客观事实后下结论，在没有发现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也是不应当产生结论的。但在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即使在影响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查证不清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善，是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法官当然要以合法性来思考问题，才能保证对每个案件均能做出及时的裁断。他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法律事实，而不可能追求客观事实。法庭上的形式合理性是最高理性。司法活动不应该过分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应强调法官应当依托程序进行思考，充分认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承认由程序公正所得出的结论。程序合理性思维在司法中对于法官审判案件的重要意义，就是对法官的引导和约束。引导指要求法官排斥非法律因素对思维的干扰，理性判断，形成结论；约束指法官依据程序思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依法约束法官的行为和思想。通过强调法官思维的程序合理性，法官所作出的判决才能更容易被当事人双方所接受，因为这一结论是一个公正的人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
（五）、中立性
法官思维是一种中立性思考。司法中立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司法获得 公众信任的源泉。司法中立包括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中立；司法权在政府与民众、公 与私之间的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具体内容包括：法官与案件和案件 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即主体中立；诉讼制度的设计使法官处于与当事人“等距离”的不偏 不倚的中立地位，即制度中立：裁判案件的法官有良好的品行和能力，用中立的立场、语言 和方式驾驭庭审，即庭审中立；法官始终以一个“正义的守护者”的身份来实现司法公正。 中立性思考中最重要的，是法官相对于当事人和案件的中立。它表现在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分 析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时必须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这种中立的思维距离对于 消除司法活动当中常常出现的心理定式具有很强的功效。法官在与双方当事人的接触中会获 得一些有关案件的信息，往往使得法官产生一些对当事人的诉讼观点和法律事实的先入为主 的看法，这就是心理定式。这种定式直接影响着法官对证据判断和当事人诉讼观点的采纳， 并且法官不能自知。造成“既使法官在客观上有良好的愿望和公正的品质，但由于其心理定 式的影响，也会有一种自然倾向”，“很少或根本不可能从另一角度对同一证据进行审查，因 此非常不利于发现和揭示证据中的矛盾”。而中立的思维能够保障法官在作出裁决前用同等 的标准衡量诉讼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接受或者驳斥当事人的诉讼观点，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
（六）服务性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指出：“法院所面临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此举的终极目的则在于针对其顾客—诉讼 当事人的需求而提供其所需的服务。法院若忽视其向当事人提供合乎需求的服务而自我地从形式上去限定案件 处理，则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罗斯科·庞德在1920年 所著《普通法精神》中也强调了司法的公共服务角色，他说“若不过分偏执并全面地理解17、18世纪的自 然法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法律至上原则完全符合这样一个观念，即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无论它是来自铁 路公司、市政公司或是国家，它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我们看来，将审判视为一种产品或服务，将公民 和当事人视为消费主体、法院和法官为服务者实际上蕴含了“公民为司法主体”这样一种深层理念。 英国民事诉讼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围绕着便利公民的司法理念而进行的，它重在保障公民接近 正义、利用司法。例如，程序分流和法官对案件进展的管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为了公民、当事人便利、有效 地接近司法。同样，诉讼费用的改革、法律援助的强化、程序和规则的简洁以及诉前和诉外机制的建立，莫不 如此。
从一定的角度看，国家乃是为社会与个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在国内已有人指出现代行政的方法更新之 一即是从控制到服务。同样，将 审判权和审判结果视为一种服务或产品，寻求纠纷解决的当事人也可视为司法之消费者。显然，作为一种服务 与被服务的交换关系，两者地位平等，而且服务提供者必须提高服务的水平、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方可吸引服务 的享用者。
三、制约法官职业思维培养的原因及对策
（一）、主观上：走出观念的误区，克服固有思维定式的制约。
法官法实施以来，对法官任职条件的制约和法官职业化改革的进一步强化，提高了法官的整体素质，但在法官的职业法律思维的培养方面还存在观念与制度的障碍。
第一，必须改变语言简约、朴实、平民化的习惯。因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制约，相当多的法官在审判中习惯使用大众化、平民化、浅显易懂的语言，而法官的职业术语是无数代法官努力用文字表达人们在行动中所学会遵循的规则，创造了表达这种规则的语言。法官应当学会用法律术语进行思考和表达，这既是他们以法官职业为荣的一种体现，也是法官职业化的必然要求。要将深奥的法律术语解释为浅显的大众语言，应当是律师职业的职责，而不能成为法官的义务。
第二、废除程序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程序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 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 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 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 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程序工具主 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的想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这种观念应予以废除。
第三、杜绝凭直觉思维、依感情、道德、经验判断，重法律事实与逻辑推理。传统法官具有不畏权贵的价值观念，比如“法不阿贵”、“为民申冤”等被作为一种法官品格与职业道德，削弱了法理在审判中的份量。这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法制观念，过分强调法官的同情心与法律的扶贫救弱功能，鼓励法官离开合法的前提，用道德与感情去判决法律争议，满足了感情，摒弃了法律。法官的职业思维要求凭逻辑推理而不是直觉的模糊思维，要求法理重于民意。
第四、区分行政权与司法权。目前很多人把法院当 作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的工具，将法院视为党委或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将法官视为普通公务 员。因此，在法院人事管理上不能遵循司法特有的规律和要求。在法院内部，审判人员始终 是以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官个人的角色出现于整个司法程序之中，虽然法官代表法院履行 职权，但对于案件纠纷的实质裁决权力却掌握在院、庭长及审判委员会的手中，裁决的结果 及相应的责任当然也由“集体”承担，这就出现了法官行使审判权力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承担责任但无力具体行使审判权能的不协调局面。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不分，在观念上对法院是独立的裁判机构认识不清，泛行政主义的法制 观念，严重阻碍法官职业思维的培养与形成。
（二）、客观上：改革司法制度，力促法官职业思维的培养与形成。
第一、解决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的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和法制的统一性与严肃性。但我国行政、立法、司法三者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法院与法官在人、财、物方面对地方的依赖，让法官无法只向法律负责，还要向地方经济负责，向地方行政长官负责。这表现在有的地方党委 负责人法治观念淡薄，仍旧过问具体案件。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目的，向法 院施加压力，力图使案件在受理、判决、执行上于本地有利，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法官成了地方的法官，破坏了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于是，“打假英雄”王海在不同地方的法院要求依据消费者权益法保护法索赔便获得了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审判的影响，列宁曾指出：“我们无疑生活在 违法乱纪的汪洋大海里，地方影响对于确立法律制度和文明来说，即使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碍， 也是最有害的障碍之一。”
第二、改变司法权的行政化。我国法制史的发展中儒家传统的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思维定式导致我国法官的非职业化。这一趋势最明显的表现是院长、庭长审批案件。我 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只有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 会，并未赋予庭长、院长决定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权力；在公法上，凡法律未明确授予的权 力，则不得行使，这是一项公认的原则。《法官法》第二条虽然规定，法官包括院长、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并不意味着院长、庭长在审 判上享有高于审判员的权力，法官应当是平等和独立的。院长、庭长只是司法行政上的职务， 只能在行政事务上拥有指挥决定权。所以，必须改变审判分离的现状，所有案件应由法官依 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裁判结果，取消了院长、庭长审批制，庭长、院长只能通过参加合议庭担 任审判长来行使审判权。法院的院长、庭长大多是由于政治、业务素质较高而从法官中提拔 晋升的，实行案件审批制的做法，使得这些优秀法官一旦升任院长、庭长，便不再直接参与 审判，其主要精力用于案件审批和行政事务的处理，不仅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也助长了法 官对院长和庭长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还会导致案件 责任不清的现象。案件经过层层审批、领导把关、集体决策，导致判决除了问题大家都不负 责的局面，不利于法院监督机制的实行。
另外，在法院内部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在案件没有审结的情况下，审判人 员即向院长、庭长请示汇报；有的下级法院遇到疑难案件即请示上级法院，征求上级法院的裁判意见。这种现象不仅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等审判公开的要求， 使二审终审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不利于审判责任制的建立，妨害法院内部审判机构审判权独 立的形成。一些地方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业务素质不高；而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致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常常感到无法可依；当前，不少法院都在 搞岗位目标责任管理，错案追究制，以法官所审理的案件的改判 率和发回重审率作为考核的一个标准，即便是法院与法院之间也在进行相同内容的评比，致使法官与 法院都不愿承担风险。因此，下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便成为最“稳妥” 的办法，使得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从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法律规定 的二审终审制变为一审制。
第三、健全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法》就法官的任职条件、 任免、等级、培训、奖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等作了详细规定，以保障法官独立行使职审判权，但这部法律并未很好地执行。地方审判机关自身 没有独立的财权，财权完全由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审判机关的各种经费来源包括审判人 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都完全受地方政府控制；在人事方面，法院领导干部的职务以及法 官本身都由地方权力机关任免，对人民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提名权和推荐权也控制在地方 各级党委和地方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手里。在人、财两大重要权力均依附于地方党政权 力的情况下，审判机关实在无法保持独立。在此种情况下，要求法官为了审判独立而对抗地方 压力，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另一方面说，法官的地位和待遇也与其在审判体系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不 相称。世界各国，为了保证审判公正，提高法律的权威，都在给予法官崇高的地位和 优厚的待遇。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持平，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薪俸 与总理大臣相同，故在美国与日本，法官腐败的现象几乎闻所未闻，当然这并非全部归功于高薪养廉。而我国的法官却一直在套用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而且其地位和待遇都较同 级政府官员低。即使是目前进行的法官级别评定工作，也是不与工资待遇挂钩的。法官的较 低地位和工资待遇产生两方面的负作用：一是难以使法官产生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为了个 人生活和子女的教育、就业等问题，有些法官的廉洁作风受到了质疑，甚至走向犯罪，2003年，全国22万名法官中有794名法官违法违纪被查处，52名法官被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造成法官队伍不 稳定，优秀人才流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薪高能已成为人才市场的法则，法官微薄的收 入无法与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相比，无法培养法官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自然无法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加盟，这自然无助于审判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第四、健全法官遴选机制。由于法官选任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的专业化往往不被重 视，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有助理审判员以上职务的人员过多，水平参差不齐，审判质量不高， 审判效率低下。因而，必须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和合理调整审判权力，实行法官员额制，清晰 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层次，实现法官与辅助人员的分离；在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前提下， 选择高素质的人才充任预备法官；在各级法官的选拔上，要遵循上级法院的法官只能从下级 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的原则，以保证上级法院的法官具有更高的资历和更丰富的经验，足 以处理更为复杂的各类案件。
综上所述，由于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缺陷，我国的法官的职业思维处于一个两难的境 地：一方面由于社会观念对法官的要求过多，法官不仅要考虑案件的情况、当事人的请求， 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效果等问题，使其角色更像一个政治家，这就要求法官的思维要具 有相当的广泛性；另一方面由于法官选任、保障制度的欠缺，法官实际的作为和能力又极为 有限，即使法官仅仅考虑处理好其职责范围内事情，也会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又要求法官的 思维要有一定的局限性。由此可见，我国法官职业化思维完善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调和两者矛 盾的过程。相信通过变革诉讼观念和改进司法体制，我国法官一定会勇于直面市场经济和知 识经济挑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训练自己的职业思维能力，更好地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 实现而努力。